（一）“道德恐慌”的概念内涵

最早对“道德恐慌”进行定义和系统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斯坦利·柯恩（Stanley Cohen），他在1972年发表的著作《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摇滚族的创造》（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中指出，“道德恐慌”是“描述公众对社会传统价值观产生威胁的人和事而产生的集体性恐慌”[1]。后来的英国学者查斯·克里彻在其著作《道德恐慌与媒介》一书中对艾滋病、迷幻药、恐怖录像片、虐童事件等道德恐慌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柯恩的研究，概括了道德恐慌形成模式的七阶段论：“1.emergence；2.media inventory；3.moral entrepreneurs；4.experts；5.coping and resolution；6.fade away；7.legacy”[2]，即：1.问题浮现；2.媒体库存；3.道德卫士；4.专家；5.应对和解决之道；6.消退；7.遗留。是指原初偏离事件发生后，经过媒体的持续报道使事态影响扩大，其次编辑、道德卫士们则控制该事件争议，断言该事件违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紧接着，类似事件不断报道出现，在这个阶段，事件被反复地、持续不断地报道与渲染，越来越偏离原初事件，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恐慌对象的偏见得到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后使事件变成“道德恐慌”，影响社会秩序。综合来看，“道德恐慌是指社会舆论或大众传媒以偏常的方式来定义一个群体或某种行为，并且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该群体或事件的离奇性上，且对其加以无限放大，从而导致大众的集体恐慌，进而还可能引发人们对不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或者群体进行打压。”[3]

（二）网络媒介传播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现象及本质

网络媒介传播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现象，指社会偏离事件或者不道德行为经过网络迅速传播并引发全民的关注与争论，在后续发展中类似事件不断被曝光，逐渐形成大多数人对该类事件的一致性看法，即对事件中的负面人物贴上一定“标签”或者形成偏见，如“彭宇案”之后人们对摔倒的老人形成了老人摔倒会讹诈路人的偏见。“彭宇案”最初就是由网络进行广泛的报道引起关注，网民争论之后更多类似“彭宇案”事件被曝光，最后大部分网民形成“老人会讹人”的成见，进而导致全社会对“扶老人”后果的恐慌，即老人摔倒后旁人不敢轻易施行帮助，这对社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尽管最后“彭宇案”事件得到澄清，但并不能消除大众对“老人扶不起”的恐慌心理。

解释网络媒介传播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现象本质需要结合网络媒介这个特殊的信息传播手段，网络媒介不同于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介，不仅具有传统大众媒介的特点，还具有传统大众媒介不具有的特点此外，它的传播功能更巨大。另外，解释道德恐慌现象需要探析现象背后的社会心态，道德恐慌现象之所以能够持续影响社会，与当下普遍的社会心态有所关联。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亲社会行为正逐渐弱化，“亲社会行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4]，亲社会行为弱化即指人们不再积极奉行利他主义原则，社会生活中乐于助人的行为相对改革开放之前有所减少，如社会冷漠或者“旁观者冷漠”[5]，所谓旁观者冷漠现象与道德恐慌造成的社会影响较为类似，例如“彭宇案”后大多数人只是围观不敢扶老人，而旁观者冷漠现象是指公众对需要帮助的弱者视而不见，如“小悦悦事件”中的过往路人未对小悦悦及时施行帮助，两者的反应是相似的。综合两点分析，可以认为网络媒介传播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现象是社会偏离事件经过网络快速传播，由此形成的社会成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上普遍的冷漠心理，产生了道德恐慌，如“好人没好报”的心理会加剧恐慌。尽管网络传播对“道德恐慌”有着不可替代的加剧作用，归根结底来看，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冷漠态度在当今网络时代的加剧或者全面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