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平衡功能

现代民主法制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利益与价值的多元化。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协调各方利益、平衡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诉求的利益主体的有效参与程度，取决于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存在合理的民主对话条件和氛围，专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专家参与政策制定，就其角色而言，不仅是具有专业知识和科学理性的学者，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公众的一份子，代表着社会民众的利益。在政策制定中，作为学者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家对于专业技术知识以外的问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发表意见、给予判断。如果完全由政府部门单方面制定，基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政府工作内部的压力、个人偏好以及一刀切决策等行为因素，政策制定利益相关各方并不能积极有效地沟通和协调。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专家参与政策制定必然会促进政策在分配社会公共利益、集合民愿和维护民意的过程中实现政府权力与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平衡。

（四）风险防御功能

公共政策制定活动的过程是主客观相统一，它受到主客观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有机制不完善、政策信息表达不充分等客观方面的因素而且有政策制定者自身的能力、价值观念、个人偏好等主观因素的局限，从而使公共政策制定面临诸多阻力和风险，往往导致政策制定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甚至会偏离公共利益。专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能成为共识正是因为其能够在防范政策制定风险、化解政策争议上起到化学作用，让专家参与到政策制定的制度设计中去，正是为不同的主体、不同客体进行民主交流提供了一个场所。民主政治下的政策制定必然是一个利益角逐与协调的过程，将专家的专业知识的介入到有争议的政策中去，是有效化解各方矛盾的共识性方案，专家也更加会以一个政策制定受众增加对公共政策的期待。从而将政策制定的模式达成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共识。这种建立在专家由参与到关切自我基础上的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参与机制的正当性。提升了政策制定的社会认同感。从而在最终决策及其实施的过程中必然会减少一些潜在的矛盾与冲突。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专家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专家具有经济人特性

经济人这一人性假设最早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针对市场主体提出的。“所谓经济人就是指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其人的本性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使个人的满足程度最大化为基本的动机。”[3]经济人的假设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 建立在性本善这一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带上了经济人的面具，其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不排除会存在某些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而现实中专家学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做出有违客观实际和科学道德的论证行为也不在少数，这便正是反映专家经济人特性的现实。但需要说明的是,专家具有经济人特性并不能说明专家学者永远无法代表公共利益, 同样的经济人的假设并没有对专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彻底地否认。因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们的追求金钱的行为只是在最起始的阶段，专家自然也想要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斩获，以实现自我精神需要和自我发展。事实也证明，在政策制定参与过程中不为金钱所惑、恪守职业道德、敢于说实话的专家学者也大有人在。但是就 “专家失灵”而言，专家的经济人特性的确还是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