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对于激进可能性的思考,都必须从主义的批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主义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批判,而且激励和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的产生,为不同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挑战。

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主义面临论文网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状况产生的。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本背景。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

我关于拟定一个解放议程的那些结论适应于当代的世界状况,但不能因此而轻率地把我当成是一个主义者,因为那些结论同样也可以说是反主义的。我认为,总的来说,传统主义的主要范畴(包括阶级范畴),不仅不能解决解放的问题,而且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我反对用这些范畴来制造理论上的整体化,也反对将其他范畴强加给主义的做法。我的评论包含了对主义元理论的时空预设的批评,正是这些预设使主义在历史上成为一种受制于其原生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并设制了主义作为理论和理想的界限。我的结论是,解放的理想必须独立于理论而形成,因为这种理想并不象过去的主义信奉者所假设的那样是主义内在固有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主义理论内在固有的理想因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有限的。

但我仍然坚持,主义的理论和它所指导的GM实践,对于了解这种关于“从理论中获得解放“的争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主义理论和它所产生的历史经验,我自己的观点就无法产生。我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分析受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启发,同时我也直接引用以不同形式表述的世界体系理论。即便是我引入理论(或理论范畴。或其元理论前提)中去的那些附加观点,也都是主义指导下的GM实践的产物。为了进一步了解主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我还借助于三十年代中国的GM经验──我视之为第三世界对待主义的典型实例──并用纯粹毛主义的主义术语来表述。实际上,那些附加的观点已经成为主义理论和GM传统的一部分,虽然主义者们可能不太愿意去领会其中隐含的全部寓意。

这里,成问题的不是对主义的拒斥,而是主义的“自我批评“。尽管有人硬说整体性是主义本来具有的,但我还是拒绝那种把主义变成封闭体系的整体化做法。这类封闭体系由一种概念简化主义(categoricalreductionism)所引导,把所有社会范畴消减成为数不多的几个主义范畴。当然,整体化的做法对于反抗具有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整体化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把社会问题同解放结合起来。因为,不管资本主义对于暴露这些社会问题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在资本主义问题范围之内终究不会包容这种解放。因而整体化的新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也即历史的)而不是被概念预设所限制的。它也不应是一种简单的多元性,因为要它保留对整体性的渴望和在历史地表述整体性的过程中使概念清晰化的需要;它预设具体表述过程中的社会概念不是彼此孤立的──就象它们在抽象分析法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而应具有不可缩减的多重决定性(overdeterminedness),即在历史地演变着的整体性中赋予具体社会概念以相应的意义并且设制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程序。这也同样证明了我关于解放的目标必须独立于理论的主张。道德选择并不必然地隐含在理论中或其即将到来的历史环境中,但它对于表述解放的目标是重要的。而这并不是说这些选择自身是武断的;不管他们是否可能。乃至是否找到得以显现的方式,这些选择也不应同解放的物质环境分裂开来。主义对此有过诸多论述,然而为了坚持解放的目标,主义必须在解放斗争过程中重新定义自己,并准备好把它的整体性概念跟一种更广泛的整体性结合起来。这种更广泛的整体性有可能出现在争取解放斗争的地平线上,以至最终取消其理论本身。

我想通过对“阶级“的简要分析来说明以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阶级范畴──主义用以进行社会分析的中心范畴──不仅不足以分析解放的条件,而且其简化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完成解放任务的障碍。但这不是说社会分析可以不要阶级概念,也不是说阶级概念与对解放目标的表述毫不相关。在目前用于激进社会分析的所有流行范畴(我指的是性别。种族。人种等等)中,阶级范畴对具体的社会认同来说仍是不可化简的。阶级范畴的抽象性,对于揭示那些位于资本生产模式的中心。隐匿于其日常运作假象之后的社会关系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性别和种族之类的范畴,不管我们多么坚信它们代表某种社会结构,却只具有极易辨别的社会的(极端地说,是生物学的)特质。阶级范畴却不同。历史上对阶级进行具体社会表述的各种尝试,为阶级的抽象性提供了广泛的证明。不过,这样的证明因事而异,它们不是出现在易辨别的社会联系中,而是出现于相当抽象的“阶级意识“观念中,而这种观念又极易在日常生活中被更加具体的社会关系所淹没。用的话来说,如果作为概念的阶级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主要具有“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主义在产生和维护这种阶级的政治时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在阶级政治已经产生出了阶级组织的地方,阶级组织也存在一种使自己脱离其社会支持者的倾向,因为这些支持者不能在一贯的基础上保持团结。

然而,这种抽象性正是使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变得更重要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为不属于它自身的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文本(虽然它可能要为使它们成为问题和向它们提供特定的表述形式而负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范畴超越了社会分析的所有其他范畴。阶级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理性范畴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使得其他概念无法做到的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成为可能;它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组织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本身就是抽象的,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什么社会组织运作的象征。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包容着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等的资本主义,却不能设想一种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如果说其他范畴对于理解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中的阶级的具体表现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么,阶级本身对于在权力分析中对这些范畴进行意识形态解惑就更是必不可少。由于具有社会具体性,性别。种族等范畴很容易被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所吸纳,而且对群体中成问题成员的吸纳还很容易被误解为对全体成员的吸纳。当群体表现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实体时,群体认同的确会变得非常容易。

而另一方面,阶级的问题在于简化主义,在于它假设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化简成阶级的问题,并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简化主义存在于主义的理论(和理想)视野被它的资本主义文本背景所局限的地方,以及被它自身对资本主义的抽象表述所局限的地方。因为具体的阶级从未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出现过,而只是表现为社会存在的多重具体性,所以如果把阶级从其他社会范畴中孤立出来,不仅会造成分析的误导而且会构成日常解放斗争的障碍。解放的理想因陷于阶级问题而束缚了自身,所以其他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问题──很容易执着于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且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这样做了。

当代资本主义的展开,使这些问题更快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我将论证,与具体问题的面对,表明争取解放斗争的地方是在“边缘“(范畴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的)。因为,正如当下的状况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已经将边缘带入了解放问题的中心,所以需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新的道德方向,而且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表述。我们已经知道,主义不足以应对边缘的全部复杂性,但是主义在理解这些复杂性和在创造不同的未来的时候并非无足轻重。不过,为了达此目的,主义必须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义理论由此而在历史上产生──为其铺设的地平线上解放出来。

在这本书里,我较少关注主义的特殊理论表述,而更多讨论它的元理论预设,特别是它的空间和时间预设。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认为理论的时空预设影响着理论的表述,而且从根本上说,前者塑造后者。资本主义内部的近期发展已经把时空问题摆到了理论思考的前沿。我将在我的结论中回到这一点,而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在“第三世界“的主义观点中一直非常突出。为了说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将以中国的主义作为讨论的起点。

第二,元理论预设与主义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密切相关:主义的真正局限到底是什么?换种方式说,主义是否能从概念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它的批判能力是否是有限的──是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所限制,甚至可能被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或某些特定因素所限制?这些问题我都将予以讨论。在其时空预设中,主义的确是被世界的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oftheworld)所限制,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为时间和空间──或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言,时间空间(Timespace)1──的排列提供规则。更坦率地说,在关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表述的表面下,主义的时空预设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惩罚,而主义本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它限制了主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思考能力,对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就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证明。这让人想起卢卡奇,他曾把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2。而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任何意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或之外)的评论,都必须同时也超越主义。这不同于那种认为可以忽略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既有观点的说法,我将证明主义对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评论来说,虽然不是充分的,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主义如何摆脱其时空预设的影响,因为只有那样它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才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虽然那样可能要求放弃理论之为理论,或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理论。这里,中国的主义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被表述出来只是为了接着就加以放弃。

从对主义的问题的表述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并不赞成眼下流行的认为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意味着主义终结的观点。这不是因为我认为主义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联系,而是因为与主义同时代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我同意杰姆逊在评论关于主义终结的流行观点时的看法:

我认为,最明显的矛盾,就是同时宣布资本主义的胜利和主义的终结。但是主义是第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及其规定性和矛盾的学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是全球性的(就象所设想的,这种全球化必须在社会主义──认为它是潜伏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之前实现),那么可以肯定主义比以前更具有相关性了。3

杰姆逊关于“潜伏“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正说明了在我看来是主义的问题的东西,而在其他方面他有力地论述了为什么现在主义比过去更具有相关性的原因。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许已经包含了一种解放的结果,使主义可以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牵联。例如后社会主义的新环境可能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意愿,使政治家和公众(像美国一样)开始谈论到药物滥用。资本对劳动的压力。以及政府对富翁和权贵的屈从等,统统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通常识,而丝毫不惧怕此种谈论与主义之间的联系。关于1992年联邦预算的争论充斥着对“导致阶级战争“和“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战争“的控诉。在1992年3月23日的“麦克内尔/雷赫报告“上,芝加哥论坛的编辑克拉伦斯·佩奇(ClarencePage)评论到:“1992年会作为阶级冲出美国政治牢笼的一年而载入史册“。既然社会主义已死,主义终于能够返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来了!

从理论上说,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主义摆脱了屈服于权力主义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束缚,并为理论思考和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正如保罗·利科(PaulRecoeur)所说:

党所创造的官方教条导致别的意识形态现象的产生……正如宗教被指控为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一样,主义也发挥了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权力。使党内统治集团的权力合法化的功能。提到统治集团的权力,这种合法化功能说明了为什么主义的僵化会成为当代意识形态最引人注目的例子的原因。而矛盾的是,之后的主义,就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最特殊的写照,表现为它与现实联系的现存表述,以及它的相关性的消失。4

我认为,既然主义已摆脱了官僚国家的霸权,那么在理论预设之内直面资本主义的霸权就更加容易了,而且为发展主义而思考更多的可能性也更加容易了。实际上,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主义理论是如何被这些预设所扭曲的。

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给主义带来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因此而不重要。现存社会主义实验带来的醒悟,伴随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明显胜利,已经造成了人们对谈论或聆听主义的反感。与早期不同,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人赞成把社会主义模式当做资本主义的有效替身。事实上,资本主义霸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天衣无缝。虽然这种状况对任何严肃地讨论主义的人来说显然很令人沮丧,但这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解决,也不是对主义理论重要性的否认;而是唤起了从新的视角对主义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新的视角既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同时也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主义的衰亡。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存在,主义就会保持其相关性,无论是不是依靠主义者来保持。那些急于宣告主义之死的人(从乔治·布什到中国的专家们)5仅依据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轻易地忽略了发展理论──现代化的观念──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替代的观点已陷入重重困境的事实,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表面胜利。

实际上,主义理论真正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是全球性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这些发展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起过作用,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恰当的过急发展方式的产生,包括“现代化“本身。这些变化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空目的论的衍生物,它们引起了时间和空间新的概念化,对主义理论的基本预设提出了疑问。如果说主义即将死亡,那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容纳这些变化,没有能力接受那些来自非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评论。换言之,主义是否有可能被塑造成有别于“派生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派生物6──的理论呢?

因此,成问题的是主义在将来。而非现在的相关性问题。主义对评论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哪一种对未来的思考能够忽略理论内在的批评前提。然而,主义作为对未来的指导,和它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两回事。主义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时空国际化扭曲了;这样一来,如我们所看到的,不管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多么有效,它并没有提供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效替身。全球性资本主义在近期的变化带来了资本主义时间和空间的散裂化(fragmentation),这对主义的时空预设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但这也有可能使主义摆脱那种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捆绑在一起的历史锁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目前的危机也许就为重新表述一种激进的社会理想创造了良机,而在这种新的社会理想中主义是基础,用利科的话来说,“作为众多工具中的一件工具“7。

注释:

1。时空本体的发明:对我们的历史体系的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