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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热烈讨论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梁漱溟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是指以道德为本位，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以伦理纽带相文系的天然关系；所谓“职业分途”，是指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1]。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但西洋文化又未在中国确立。这种东不成、西不就的状况，就是一种严重的“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2]。
在梁漱溟看来，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从最大多数大众所在地着手。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但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文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3]。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分乡村破坏史。因此，乡村建设就成为了梁漱溟的思想核心，农村成为了社会的显性部分，农村建设成为了社会改革的核心。
在文化失调的现实背景下，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若想再重新整理和建设中国固有的文化，不使失传，不使停滞，必须借助教育之功。学校必然成为社会的中心，教师必然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乡村建设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4]
（二）乡村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
1.教育目的
（1）知识培养目标
在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中，论其教育目的，属于社会本位论的范畴，他认为教育应该立足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乡村建设需要的人才。此外，他强调教育的社会发展功能，通过教育对农民的培养进而影响农村的生存和发展，他再三强调乡村教育要服务于农村建设和发展，服务于农民。
（2）品德培养目标
梁漱溟非常注重精神教育，他把对教育者“德”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甚至凌驾于知识学习之上，要求受教育者要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良好的道德素质，为唤起农民觉醒,他为教员开设精神熏陶课，并进行精神讲话，努力让教员们使农民群众的精神活起来[5]，建立一种向上的环境氛围，从而更好的为乡村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