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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可以用一种广义的“原始性”来概括。原始与文明相对，但原始是所有文明的出处，二者相互争夺“地盘”又相互借鉴。以存在于我们身上的一对双胞胎——左手和右手为例：在生命的初始，它们本来是完全平等不分任何优劣的。但随着儿童渐渐闯进了成人构筑起的文明社会、规则社会，右手便渐渐以其先天的“贵族血统”而得到了更多理性的、优质的“教育”，成了十分听话的“乖孩子”，而左手因受到我们的“冷落”而缺乏“教育”，成了常常不怎么听话的“野孩子”。一个文质彬彬，优雅理性；一个横冲直撞，蛮不讲理，而这样的二元对立不正每时每刻统一在我们的机体上吗？原始性中蕴涵无限且旺盛的生命力潜能。生命本身的原始性，不容许我们把它简单抛弃。显然，愈是原始、最初的那些模子、雏形，便是有着愈强的可塑性的。正如杜威警示我们的那样，我们不能将儿童机械地与成人比较，看作一种静止的“不成熟”、“匮乏”、“与成人标准相比欠缺”的状态，儿童未成熟状态的背后蕴藏着的是无限的发展潜质，未成熟状态乃是生长的首要条件。[4] 而弗洛伊德从心理经济学、守恒的角度来思考本能时，认为本能既有着向前发展的冲动，亦有着向原始回归的方向。文明不仅与原始对立，更是从原始分化发展而来。
泛摇滚精神，体现了鲜明的回归原始的精神，具有强大的原始性。首先，当我们仔细审视摇滚乐的起源时，会发现：从“摇滚（Rock and Roll）”此一词来看，在词源上它与非洲的性文化紧密有关。一方面，非洲文化与西方，特别是欧洲传统的那种学院化、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文化相比，是相当原始的。另一方面，性文化亦是一种极原始的文化，一种身体的文化。摇滚在最初便是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年轻人对于自我存在价值需要的一种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表达，对于权威世界、学院派与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在其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的发展历史上，它首先是黑人音乐与白人音乐的相互交流。无论是可回溯到非洲文化的黑人布鲁斯还是欧洲白人文化的乡村音乐，都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之前的民间的文化，是土地的文化，根源的文化。是饱含着生命之初所在的那片海洋、那片大地的原始气的。它是最直接的情感的表达，不因为有权威或是规训的束缚而压抑或伪装，那样大声的喊叫仿如狂野的原始人。它也像儿童那样，即使用近乎令人觉得像是自虐的哭喊。
总之，泛摇滚可以说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形式、一种态度、思想甚或哲学观点的表达方式、一种精神及其实践、从本质上说是“是一种演奏者和听众共同参与和建筑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