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碳排放强度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大多数都聚集在研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因素分析与碳排放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差异等方面。吴殿廷等［1］使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分析方法，建立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模型，总结出目前减少碳排放量的重中之重在于发达的经济体应该减少其高端消费，发达经济体应帮助低收入经济体，并向其提供援助，尤其是低碳经济的援助和清洁能源的援助。王伟林［2］利用自变量分解方法从横纵两个方面将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因素分解为行业碳排放强度和产出份额，并利用浙江省的数据为依据，概括出与行业产出份额比较，行业碳排放强度对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影响较大。陈春华等［3］构造碳排放强度的选择分析模型，分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概括出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改善能源消费体系、减少能源—资本配置来减少社会碳排放强度。关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强度的研究，最主要的有张友国［4］选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2001—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总结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让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8。02%。虞义华［5］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数据，分析碳排放强度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及经济的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概括出经济的增长这一变量很难让碳排放强度大幅下降。在各个地区及各个行业的差异方面，赵雲泰等［6］采用指数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研究2000—2010 年各个国家和我国各个区域的差异水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特点，概括出八大经济区域中碳排放强度出现地域内部碳排放强度类似以及出现三级分化的趋势，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分化是我国整体差异扩大的首要原因，碳排放强度空间的差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地区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等因素息息相关。李健［7］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概括总结出: 采矿业、制造业是影响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首要因素，同时提出了中国长时间减少碳排放量的产业结构调节措施。傅京燕［8］等(2012)借鉴多边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1997－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结出对外进出口贸易不会促进我国碳排放量的减少，但是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并对各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做 Divisia 指数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有助于减少我国碳排放强度，但是结构效应的影响规模不是统一的。王锋等［9］( 2011) 采用马尔科夫链和协整技术预算出2011－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发展趋势，然后通过研究优化能源结构对碳强度目标的贡献能力；虞义华等［10］(2011)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分析总结出，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存在N型关系，第二产业占比与碳排放强度呈正相关，经济的增长速度较难导致碳排放强度的大规模降低。林伯强和蒋竺［11］研究了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碳强度、能源结构强度、人口总数和城市化的关系，对2010—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进行了分析和推测。刘华军和闫庆悦［12］分析了贸易对外开放对中国 排放量的影响，发现贸易对外开放对我国的 排放量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B．Davidsdottir等［13］(2011)通过美国48个州的数据分析发现碳排放强度与各个州的经济呈现突出双向关系，并提出在确保经济保持增长的同时，实施特殊的政策从而达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的。石蕾和李洋［14］证明了我国各省间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强度出现条件β收敛的趋势，且收敛的速度差距较大。杨俊、王佳和张宗益［15］运用洛伦茨曲线算出我国省域 排放的基尼系数，认为中国省域 排放量存在较高的趋同性，在时间维度上各省的差别在减少。9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