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首先从三化发展的最新文献来看：许捷，龚新蜀（2014）以居民消费为切入点，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办法研究三化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力，从而研究三化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研究结果发现三化的发展能影响居民消费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影响的能力各不相同[1]。龚迎春,冯娟,罗静(2013)构建了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中原地区三化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却都有缓慢的上升趋势且三化相关度较高，但城际间差异较大[2]。刘春（2014）以湖北省为例，构建了三化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和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法对湖北各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各县域间三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提出了各区域针对自身特色进行发展的绿色新型工业化道路[3]。

其次就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献来看：冯之浚（2013）研究发现由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快速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目前人均资源已经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者主张通过合理利用国土资源、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大对污染的整顿力度和节约资源等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4]。余谋昌（2013）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主张将“原料-产品-废料”发展为线性循环发展模式“原料-产品-废料-净化废料”，从而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5]。陈海嵩(2014)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制度的规范，所以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处理好制度推动自上而下与制度驱动自下而上、制度创新与制度衔接、制度刚性与弹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6]。

最后就有关欠发达地区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文献来看：尚利娜(2013)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为了摆脱贫困，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她认为应该让政府以强硬的手段介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强教育，提高当地的人口素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钟超（2014）认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欠发达地区依靠资源优势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破坏,所以钟超提出生态经济的概念，希望达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目的,而要使生态经济理念得以推行下去，必须依赖政府的支持，鼓励发展生态农业，完善关于生态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8]。熊康宁、池永宽（2015）以南方喀斯特地貌为例研究可持续发展,他们认为南方喀斯特地区人口多，素质低，人地矛盾尖锐，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南方喀斯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数量，提高质量；发展生态农业并综合治理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从而实现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9]。

目前有关生态文明与“三化”发展的文献有很多，而真正能将生态文明与“三化”协调发展结合分析的，却少之又少，而能将生态文明，“三化”协调发展与苏北实际结合起来的，更是寥寥无几。本文拟采用“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把“三化”协调、生态文明等指标纳入全面小康指标中，重新构建“三化”进程中的欠发达地区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提出协调方案和模式系统。

3 苏北地区生态文明与“三化”协调发展现状

3.1苏北五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苏北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导致无缘改革开放之初的江苏省沿江发展策略，所以经济发展一度迟缓，与苏南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天壤之别[10]。改革开放之后，苏北地区为了追赶苏南地区GDP，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一时间苏北地区的经济一跃千里。大力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使得苏北GDP扶摇直上，跻身工业化中期。与此同时，苏北地区基本实现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此时苏北五市的GDP总量与位次还是处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尾端。出于实用、可操作、科学和通用的目的，本文选取如下八个经济发展指标对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地区生产总值A1（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A2（元）、出口贸易额A3（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A4（亿元）、城镇人口比重A5（%）、三产占总值比重A6、A7、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