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九世纪，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有关音乐情绪方面的问题，并明确的区分了其与基本情绪的关系。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人们才将音乐与其对人的身体以及心理方面的影响关联起来。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姆霍茨以及之后的一些科学家就听觉器官以及其神经系统在音乐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很详细的探讨研究[3]。1990年，音乐学家纳提业在《音乐与言谈：关于音乐符号学》中区分了音乐的内在意义和外在意义。他在书中提到，音乐可以在作品及音乐体系之中形成内在的意义，各个音乐素材相互呼应，自我圆满；另一方面，音乐也可以指涉外在的事物，特别是时空，情绪，身体的运动[4]。然而，音乐作为音高空间中的抽象运动，经常借着其动态特征来传达其本身需要被表达出来的情绪。也正是这一时期，很多学者指出，抽象的音乐能够表达出深刻的情绪，这一现象也将音乐与情绪和认知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在电影广告以及专辑等音乐产品以及附带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对于音乐在电影等媒体的影响才开始得到研究。86777

到了20 世纪后期, 从单一的研究音乐元素的影响变成了研究音乐与其他不同的元素之间的变化[5]，这意味着音乐情绪的研究更近了一步, 而这一进步很大的促进了关于音乐认知与情绪的研究, 并对后续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仅仅通过描述来得出单一的研究结果是局限的，在二十世纪末期很多研究者选择利用大量实验来证实他们所要研究的内容。论文网

二十一世纪初，多位研究者进行的脑造影实验证实了好听的有情绪变化的音乐作品具有酬赏作用，即主歌到副歌的过渡会引起听众对副歌的期待[6]，这些实验意味着音乐与神经科学的结合。音乐心理学手册的编辑者乌普萨拉大学的音乐心理学家Patrik 和 Juslin, 很多次的提出并说明认知与神经机制的关系[7],而这种关系的确立代表着音乐与情绪的关系的主导地位已经被认知与神经机制所占据。在2010年Miu和Baltes的一项研究表明，歌剧观众的同理心的强度会影响到他们的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反应，在欣赏忧伤的旋律的时候，高度的同理心会让皮肤电水平降低，音乐的怀旧感会变得强烈；而在听欢快的段落的时候，高度的同理心会让皮肤电的导电水平升高，呼吸也会变得急促，音乐促使人感动的性质也会越来越强[8]。这一研究也对本文所要做的实验有很大的启发，使得皮肤电成为在研究音乐产品对人情绪的影响时所需要测量的主要指标。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将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与音乐市场营销联系到一起。2012年，Gregory等人的研究表明了对音乐产品的神经反应的研究不仅可以预测购买决策，还可以推广到大面积人群中去，进行文化的预测[9]。2015年，Joseph等人研究了歌曲的结构以及歌词如何重复处理会更加流利并且获得更高的满意度，从而能够更广泛和快速地在音乐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10]。

参考文献

[1] 孙林岩，崔凯，孙林辉。 人因工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2]Schulkin J, Raglan G B。 The evolution of music and human social capability [J]。 Frontiers  Neuroscience, 2014, (8):292-292。

[3]杨春林。 论音乐对电影认知的影响 [J]。 电影文学, 2012, (22):120-121。

[4]Nattiez J J。 Music and discourse: toward a semiology of music [J]。 1990, (2):54-61。

[5]Juslin P N, Daniel V。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usic: the need to consider underlying mechanisms [J]。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2008, 31(5): 575-621。

[6]Blood, A。 J。, & Zatorre, R。 J。 Intensely pleasurable responses to music correlate with activity in brain regions implicated in reward and emo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1, 98(20): 11818-1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