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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华认为她不仅在生活处境上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而在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上，她也一直游离于边缘的状态。早年的家庭氛围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在审美趣和审美风格上承袭了古典文学以悲凉、哀怨为美的传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人格的继承。她的小说中充满对普通人，特别是乱世中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前景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深沉悠远的悲剧情怀是中国文人共有的一种品性，是传统文化在张爱玲意识中的积淀。
陈超颖研究出在张爱玲的思想中，她也从未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时代的沉重，时代的行进和巨变，给作家自我的落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造成了她的作品浓重的苍凉感。那些呼啸前进的时代之子、生活强者是不会有这种苍凉感的。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找不到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所关注的崇高、惊世、壮烈、忧患，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里的政治运动、社会冲突、对未来的乐观或绝望，似乎都是她竭力回避的主题。她的小说里既没有大波大澜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生生死死的大喜大悲，而小人物的小幅度的情感，凡夫俗子的平淡享乐，则是她津津乐道的生活本相。因为这里有生活中最普遍的悲欢，有着生命与人性的永恒。她以男女之情，演绎着她所理解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所以张爱玲多取苍凉作结局，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启示的文学走出了消遣，走进了真正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