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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奇特的一部，其中所描述的奇伟之事、惊世之言，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它更是诗人自我情感和自我意志的传达。通过对《天问》题旨的探究，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抒愤说、讽谏说、穷究事理说、质疑说等。以新的视角来看，结合作品本身来说，人们应在整体审视下探讨《天问》题旨的多元阐释，体会诗人勇于探索的执着精神和敢于质疑的过人胆识。
汉代的许多学者已经对《天问》进行了研究，其中的王逸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提出的“抒愤说”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人洪兴祖就在王逸的基础上发挥了其说。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提出：“《天问》之作……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1]他解释“天问”为屈原问天之意，是诗人“泄愤懑，舒愁思”的作品，这一看法不仅在当时乃至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人对其表示认同，影响很是广泛。但其中诗人理性的怀疑精神却没有得到注意，提出“抒愤”这一观点还是存有些许疑问的。44376
唐代的柳宗元为发与屈原的同感，作《天对》以此回应《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充分表明了其对天命观的否定态度，同时也是他政治思想的体现，是其参与政治斗争的手段。柳宗元其实就是想像屈原那样借自己的作品表达对君王的不满，以此传达自己的政治构想、政治意愿，达到讽悟谏言的目的。他曾说道：“乃假天以为言焉，故作《天问》。子厚取《天问》所言，随而释之，遂作《天对》。”[2]后人王夫之也把《天问》解释为是“讽谏”动机下的作品，并指出：“……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3]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进一步说道：“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馋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己……”[4]这些说法都有别与王逸之说，它紧抓住了《天问》讽悟君王的寓意，明显联系到了诗人的人生遭遇和现实社会背景。但从作品的内容来看，“讽谏”这一说法明显把《天问》的前部分遗漏了论文网，只是强调了后部分对国家兴亡和君臣作为的描写，也就是说这一看法也不是全面的，它只是对《天问》题旨的一个侧面的触及罢了。
清代的戴震、现代的游国恩从另一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穷究事理说”的观点，可以说这一观点是对《天问》题旨的创新阐释，并且这一观点也是较接近《天问》的题旨的。戴震就在《屈原赋注》中说：“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5]“天问”也就是“设难以问天”的意思。此外游国恩在自己的学术论文集中就明确指出：“《天问》之作，非直为抒愁，亦非专为讽谏，……”[6]可以看出他对《天问》的自身特点的认识还是很明确的，他把《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对自然人类的探究，是诗人为穷究事理而发出的疑问。然而游国恩只是将《天问》中的人事和天事两部分的天事拿来说事，人事的部分却被浅显带过，这就使人们容易对作者的真实意图产生误解。
当代学者聂恩言、陈子展以《天问》所提出的问题为基础，以质疑的眼光看待诗歌的题旨，又对于《天问》题旨的解读有了另一全新认识。陈子展把“天问”解为“疑天而问”，在《楚辞直解》[7]中他就解释“天问”为对于上帝的一段疑情，也就是诗人对于信仰思想的质疑，是对于社会现实的质疑。诗人就是要通过这种质疑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事物，以此表达自己的立场，其实也就是诗人痛苦状态下对于不平之事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