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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生动感人的文字。它深刻地反映了莺莺之所以处于矛盾动摇的状态并充满了哀怨，是由于它对“始乱终弃”的预感，就是说，“始乱终弃”的威胁是造成它上述性格特征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所说的“没身之誓，其有终矣”，不过是一种希望，而在这诀别的时刻强调这一点，正说明它深感这希望的渺茫。如果说她确信“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那么，她何以在抚琴时，“哀音怨乱”，进而“遽止”、“投琴”、“泣下流连”呢？事实上这些都正好表现了莺莺“阴知将诀”———被遗弃的预感。我们不防引述陈寅恪的意见：“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8]崔莺莺在作品中虽然不是寒女，但“始乱终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她当然是有所感知的。她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正说明这种现象对崔莺莺来说是无法反抗的，是没有力量改变的，她只能痛苦地接受这种极不合理的习惯势力。她虽然敢于违背封建礼教，大胆地爱上张生，即所谓“儿女之心，不能自固”。但是，她却无法摆脱和改变封建制度给她安排下的终被遗弃的命运。这正是崔莺莺在整个故事中表现出动摇、矛盾、哀怨等性格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崔莺莺的性格，就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当时妇女在婚姻恋爱中的命运，反映着时代的风貌。我们正是从她的哀怨中体会到封建社会里一个无辜的善良少女的痛苦和绝望，而这种痛苦和绝望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崔莺莺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
第二，家庭环境的影响。崔莺莺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小说中并不明确。她既不是后世《西厢记》中所确指的“相国小姐”，也不是“寒女”；小说只告诉我们她的家庭“财产甚厚，多奴仆”。那么她是否算是“贵族少女”呢？按照唐代的社会习俗，贵族是有严格界限的，“财产甚厚，多奴仆”并不一定就是贵族。因此，给莺莺冠以“贵族少女”，是不恰当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忽视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莺莺传》中描写了莺莺的深沉性格是这样的：“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生之意甚厚，而未常以词继之。”这说明她聪明美丽，有较好的文艺修养，知书达礼，但都不敢轻易流露。这是沉重的封建压力在一个青年知识妇女身上的表现。
第三，崔莺莺自身的局限性。封建社会在其漫长的进程中，其完整的一套思想体系已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得超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藩篱。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封闭，也造成了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封闭。她们不自觉地钻入封建礼教、封建等级制、门第观念、封建家长制等思想的牢笼里，实行自我封闭，即用正统的思想和理法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在外力的推动和自身人性的基本要求达到膨胀时，才会使封建的大门开出一条窄窄的细缝。莺莺出身于大家闺秀，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要比一般女性深广，所以双重性格在她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以上通过莺莺性格的分析，我们发现莺莺的复杂性格心理，很难片面归咎于个人原因或社会原因。我们一方面承认她的悲剧是一种社会的悲剧，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其双重性格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从莺莺的复杂心理和悲剧命运中，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在男女婚恋问题上表现得异常森严。“始乱之，终弃之”的爱情悲剧上演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其挽歌必然唱给女方。其原因并不是“天下男子皆薄幸”，而是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避免的自我封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