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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威逼利诱
《战国策》的策士辞令之所以能够具备辩丽恣肆、纵横捭阖的艺术风格，不仅归功于策士辞令本身的语言艺术，更在于说客游说各诸侯国时所表现出来的辞令技巧，而战国游士在论辩过程中善于研究人君和权臣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甚至不惜用上为人所不耻的手段，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让人在毫无警觉中落入圈套。
《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中，苏秦出使赵国实行合纵，在初见赵王之时，先是称赞赵王的品行道义普天下无人能及，之后抓住赵王贪得无厌的心理利诱其合纵。为了让赵王不再有动摇之心，他又分析“迎秦慕齐”必招不保的后果来威逼赵王，最终使赵王同意合纵。又如《楚策四•虞卿谓春申君》中，虞卿为劝春申君协赵攻燕，故意挑拨春申君和楚王的关系，以远楚定封来利诱春申君向北进攻燕国。《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中张仪极力夸耀秦国的强大，而山东各国已经背楚向秦，赵国早已孤立无援，威胁赵国只有连横才能得已保全。战国时代的说客们往往用利诱威胁或软硬兼施的手段，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4]。
《战国策》中所记录的关于纵横之士的诡诈权谋可谓是恣肆多变，而巧设机关，请君入瓮只能称得上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策士们还常用挑拨离间，先发制人等技巧来争取自己在论辩施说中的主动权。
三、引入故事 寓意于言
在辩丽恣肆的《战国策》策士说辞中，纵横家们为了能使所游说的君臣采用自己的主张，都善于运用一些浅显易懂和明畅通俗的寓言故事，目的只有一个，即在确保自身不激怒诸侯的情况下能以间接的方式达到警策的目的。“寓意于言”是纵横家们常用的一种说话艺术。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说客们往往借用一些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那么，何谓寓言呢？熊宪光先生曾这样定义它：“寓言是指必须具备故事情节和寓意两个特征。”[5]而《战国策》里的寓言多是讲述一些动植物、生活性、史实性的故事来寓意道理，大都是策士们在政治外交场合上随机应变而说的，所以艺术风格上除了具有一般寓言的机智风趣，生动活泼之外，更多的是带有政治色彩，或用于谏讽君王以匡扶社稷，或用于双方之间的论辩施说等。
动植物性寓言通常是借助某一动植物的故事来说明道理，言在此而意在彼。如《齐策一•靖国君将城薛》中的“说海大鱼”，靖国君想要为薛地修筑城墙，有一齐人进谏，只说了三个字“海大鱼”，最终就让靖国君打消了“城薛”的念头。此寓言以“大鱼”喻“靖国君”，以“水”喻“齐国”，形象地揭示了靖国君与齐国的关系，劝阻他不要“城薛”。又如《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苏秦力劝孟尝君莫要入秦时，借助了“桃梗漂漂”的寓言故事，将“孟尝君”喻为“桃梗”，若孟尝君执意要弃齐从秦，总有一天势必会落入秦国的虎口。策士对动植物性寓言的运用意在以小喻大，通过描述动植物的属性来揭示人或事的属性，具有明确的引向性。仅仅通过简单的动植物性故事就诱使人走进自己的圈套，故事虽片面，但其中的深意却让对方不得不信服。
现实生活性寓言多是指用亲身经历的日常琐事来说明道理，故事情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这样的寓言在《战国策》中最常见的是《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中的“美于徐公”一则。邹忌以现身的说法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实事搬于朝堂，自比于徐公，妻、妾、友皆言其美于徐公，而自视之，不若徐公美，得出结论：“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进而达到讽齐王纳谏的目的。而《战国策》中现实生活性寓言多是以策士的亲身经历为主，说客们常以自身为例，通过贴近生活的论辩把对方拉近现实生活，从而给人以真实感和亲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