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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能言别人不敢言，放言无忌，有什么说什么，甚至不惜夸大事物言过其实，只为了使自己的辩辞能够胜人一筹。《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中苏秦劝说齐宣王合纵抗秦，夸谈了齐国是如何的国力雄厚、兵强马壮，故意言过其实，为接下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做好铺垫。而这里所说的夸张不是夸大，只是一种极度形容语，是为了给语言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战国说客们正是凭借此手法在各国游刃有余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主张。
3．设问、反问
“设问是无疑而问，自问自答；反问是无疑而问，明知故问。”[7]战国时代说客们都在有意无意的运用着这些手法，甚至于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如《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一文中，范雎在献书秦昭王时，为表效力于秦的决心，连用了四个反问句。而范雎通过反问句的连用，增强了辞令诘难的语气，为自己的言辞增加了信服的力度。又如《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齐王》，为了使齐王打消合纵的念头，张仪故意用了两次设问，其中辞格的连用，不仅可以把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引向自己的主张，而且还可以通过自问自答给对方以听觉上的认同感，最终诱使对方臣服于己。这些辞格在《战国策》中的呈现，的确为辞令增加了诘难感，进而增强认同感。
4．引事、引言、引文
引用，是纵横家们在外交场合上必备的学识。战国策士往往通过 “引事、引言、引文”的方式来增加自己在外交场合上得胜的砝码。“引事”重在事迹，“引言”重在俗语谚语，“引文” 重在古代贤者之言。如《秦策三•范子因王稽入秦》一文中，范雎在进谏秦王时，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通过引用一句俗语就向秦王道出了英明的君主将如何做到赏罚分明。又如《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策士颜斶不仅引事，而且还引用《易传》和老子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哪种引用方式都为辞令增加了理据，“俗语”多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引事虽不全是正面的，但与正面的引经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增强辞令的说服力。
措辞上的求奇是策士一贯追求的表达效果，而辞格的综合运用的确为游士的说辞润色了不少。在《战国策》中，较之以上辞格，比拟、对偶、顶针的运用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辞令的感染力。
（二）注重句式的选择
“从修辞角度来说，‘句式的选择’是指说话、写文章时，要讲求句子的变换和不同句式的选择。”[7]而《战国策》所记载的策士说辞多是通过对短句和整句的合理运用来为自己的辩说增强气势。
《战国策》中的纵横说辞大都出现在政治外交场合上，这就要求游士在游说君相时话语不仅要具有明确性、简要性和说服性，还要长短错落有致。而短句的连用，可以增加急促感，给人以气势上的冲击力；“整句结构匀称，声律和谐，富有气势，适宜表现严整的语气和奔放的感情。”[9]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综合运用短句和整句，使文章语气急促，气势充沛，达到了游说秦王的目的。总之，二者无论单用还是合用，都表现出了《战国策》策士辞令鲜有的艺术特色。
结语
《战国策》之所以能够在先秦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国策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0]的说辞艺术。而《战国策》策士辞令所彰显的独特艺术魅力无论是辩丽恣肆的语言艺术，纵横捭阖的文辞韬略，别有寄托的寓言故事，还是恣肆多变的修辞手法，都为《战国策》中的纵横之辞戴上了华丽的艺术桂冠。而铺张扬厉的《战国策》策士的说辞也的确在多种艺术效果的衬托下成为了典型的“谲诳相轻倾夺之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