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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的原因
（一）社会背景
“日本自明治文新以后迅速走向资本化道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很快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国力的壮大、经济的发达也在这个岛国中培植了一种轻视中国、憎恶华人的社会风气。”[5]在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发展为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繁荣昌盛的封建主义社会后迅速没落下来，国力衰退，贫穷混乱，遭到了资本主义各国的侵略瓜分，成了列强嘴里的一块儿肥肉。伴随着两个邻国地位的翻转，日本开始轻视中国、憎恶华人。郁达夫曾在成名作《沉沦》中写到：“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承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7]
在地理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像一叶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孤舟，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浪吞没一样。因此日本人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孤悬于海洋之上文化相对封闭，因此有很强的排外性。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矛盾日渐突出，土地贫乏，人口众多，市场狭小，资源稀少。而相对衰落的中国却地大物博，市场广阔，资源众多。在各种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嫉恨和侵略之心日盛。特别是对崇尚武士道精神和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民族的日本男性来说，他们的侵略之心更强。而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开阔，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非常落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小农经济，几乎没有任何的竞争力，再加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几乎没有被开采利用过。中国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与日本的距离也是非常近的。一个是蒸蒸日上的日本帝国，主张侵略扩张的右翼势力逐步控制了日本政坛；另一个则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国内乱作一团到处混战，对外则处处挨打处处让步以此换来暂时的安宁。郁达夫的《雪夜》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技场所处的地位；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管是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最早觉悟了中国今后的命运，与夫四万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过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 [4]以至于主人公在最后不得不大声高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4]这一切都刺激着日本的侵略之心。因此在郁达夫看来日本男性总是强大的，强大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国家，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嫉恨侵略的思想。
（二）个人性格
郁达夫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他一出生就面临着艰难的生活环境。出生没多久就得了肠胃病，出生后没几年，他的父亲就因过度劳累与世长辞。他的母亲既做母亲又当父亲，他的两个哥哥年长他好多岁又在很远的学校读书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吃斋念佛不问尘世的祖母，因此郁达夫度过了一个极其孤独悲惨的童年。父爱的长期缺失使得郁达夫从小就缺乏一种安全感，也却乏一种男人的阳刚气质和刚强的作风。这为他留日时期性格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的郁达夫东渡日本留学，作为一个弱国子民，郁达夫在日本受尽了白眼和歧视。“留日期间，郁达夫正是处于充满青春理想与热情的年龄，对于怀揣救亡梦想的早期留学生，面对一个强大的日本民族，被强化的异国身份造成了他的敏感与忧郁。”[9]刚到日本的时候，郁达夫的生活非常的有规律，对生活充满了自信、希望和向往。但是，在与日本男性多次的交往之后，郁达夫感受到了种种地歧视、侮辱，这种非正常的对待致使郁达夫逐渐脱离了日本主流社会，开始变的孤独，在这之后就是无穷的自卑。在日本，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是男性。男性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日本女人，女人只是男人的依附，是完全听从于男人的。在占据主流社会的男士圈中呆不下去的时候，郁达夫才将所有的心思转移到了女人和性爱上。自卑心理、抑郁病态、性苦闷等是郁达夫作品的最大特色。在遭到这些挫折后郁达夫逐渐开始封闭起来，开始变得敏感自卑、苦闷、多愁善感，甚至有些仇视日本人，以至于每到怒处就想到“复仇”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