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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受到战国时期墨家行侠仗义思想的影响，形成扶助贫困、见义勇为、压制强权的性格，他总是站在平民的立场看待社会和处理案件，对上流人士和上层社会则抱有鄙视和不满的态度。在《舞后的归宿》中，他直面银行大亨陆樵竺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丑恶嘴脸，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其外强中干的本质，对其嚣张气焰给予强烈的打击。对于来访求助的客人，霍桑也丝毫不在乎他的身份地位，当访客因自己曾做过妓女而自卑时，霍桑给予的是劝慰，是尊重。
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两部作品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追求。福尔摩斯对女人不感兴趣，对于女人的聪明机智也总是不屑一顾，对待女顾客，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纵使这样，却仍有一个例外，她便是《波西米亚丑闻》中的艾琳•艾德勒，福尔摩斯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称她为“那位女人”，在他看来，只要有她在场，其他女人便会黯然失色。[6]而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很少描述到关于女人的社会问题。
在《霍桑探案》中，霍桑对接受新文化的女性表现得温文尔雅，尊重有加，对饱受中国封建文化压迫的女性们则深表同情和怜悯。如《沾泥花》，故事暴露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猖獗地贩卖、绑架妇女的严重问题。小说揭露了万恶的“花会”组织，对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妇女表达出深切的同情，折射出了霍桑对陈旧观念与恶势力的鞭挞和反抗，对人性回归的渴望和追求。
(二)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崇尚和追求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和《霍桑探案》都有展现家庭伦理的案子。如在《斑点带子案》中，禽兽不如的继父欲侵吞后妻留下的遗产，设计杀害两个继女，并对其进行性虐待，福尔摩斯查明实情，救得第二个继女脱离险境，最终其继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被沼泽地的毒蛇咬死。《霍桑探案》中主要展示的是都市中下层的家庭生活图景，描写了因财产纠纷、婚姻破裂等家庭问题引起的罪犯案件。《催命符》中，甘汀荪发现父亲与佣人莫大姐私通，以此要挟父亲分他十万家产，却因此惨死在自己亲生父亲手下。《地狱之门》中的樵生是个浪荡子弟，整日混迹于赌坊、妓院，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高额赌债，他竟设计绑架自己，只为勒索其亲生父母。
福尔摩斯探案和《霍桑探案》虽然描写的都是家庭惨剧，却仍有很大不同，这与两国的社会形态差异有很大关系。在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更多是经济关系，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大部分的家庭内部斗争都源自于一夫多妻的畸形婚姻制度，导致妻妾之间、嫡庶之间、子女之间的利益斗争极其惨烈。
在利益、野心、欲望面前，种种的真情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甚至连中国最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慈子孝”在利益危机面前也面临着倾塌覆灭的命运。这种道德的沦丧令霍桑痛心疾首，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霍桑探案》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崇尚和追求。
(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
福尔摩斯和霍桑同为侦探，福尔摩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浑身上下散发着西方绅士的道，但性格却孤僻倨傲，且有吸毒的爱好，从某方面来说，福尔摩斯甚至是自私的，他的兴趣只在案件本身，几乎从不对案件以外的事情发表评论，更不轻易谈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甚至不愿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而霍桑不同，他深受儒家、墨家思想的熏陶，不慕金钱荣华，不在乎名利地位，一心只为平民百姓谋福利。他忧国忧民，经常与包朗谈论时政，表达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忧虑，以及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同情怜悯。在《黑地牢》中，霍桑曾就罗隐的“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与包朗展开过讨论，他认为最后一句改为“为人辛苦为人忙”才能称得上好诗。他论证道：“蜜蜂采花、酿蜜，为的是人，不是为自己。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谁也应得有这‘为人’的观念，那么民族才得以滋长繁荣，人类才得以团契睦洽，世界才得以安宁和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