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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鹿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他滑头又有点利己主义，但是瞎鹿总体上仍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为了尽可能地挽留病危的母亲，他差点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在挽留上一代与遗弃下一代之间，瞎鹿选择了前者，虽然这种选择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们在瞎鹿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孝子形象，他身上流露出的正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一种朴实的孝道观。
至于财主范东家，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富甲一方，有着封建财主们惯有的习性：多妻、守财。但是在性格上，他善良、大义、富有同情心。他在饥荒中施舍粮食给瞎鹿，他用几袋大白面拯救长工栓柱，他为了花枝跟人贩子讨价还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影片的结尾，范东家将小女孩带在身边，然后一起走向“生”的希望。此刻自顾不暇的范东家仍旧没有绝望和放弃，他带走小女孩，实际上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以及骨子里的善良天性。范东家流露出来的这种大义，与当时搜刮民脂的腐败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这种大义显得尤为珍贵。
虽然电影《一九四二》的主题冷峻而沉重，但是影片中人物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却让整部影片的色调变得柔和而富有温情气息。除了栓柱、瞎鹿以及老东家的人物形象有着典型的代表性外，影片中花枝为了膝下儿女一嫁再嫁的慈母之美，外国记者白修德的人道主义奉献之美也令人印象深刻。刘震云通过塑造这些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完成了一幅生动而富有温情气息的人性画卷。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人物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都不曾放弃生存的希望，放弃对未来和生命的信仰，这就让人物的美学价值超出了个人范畴而上升到民族秉性。“《一九四二》的核心的价值，就是通过这个小说、这段历史，让我们重新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是怎样的，我们究竟从哪儿来”[4]。如影片结尾，范东家已经完全脱离了财主的身份，此刻的他是一个拯救者，拯救自己，也拯救整个民族的人性。“《一九四二》的结尾是意深长的。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仍能体现出那一抹人性中的温暖”[5]。
二、从人文价值上分析影片的文本意蕴
（一）从冯小刚的奴性批判分析影片文本意蕴
在谈及电影《一九四二》的主题时，冯小刚在采访中直言不讳：“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民族，我们有时候会在灾难中沦落出一种奴性”[6]。
冯小刚在这里所说的“奴性”，并不是封建等级结构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卑劣性，而是生命个体在极端条件下，个人生存权利被剥夺时流露出来的一种人性缺陷。影片《一九四二》讲述的那个特殊年代，天灾肆虐，人祸泛起，活着成了普通老百姓唯一的奢望，而怎样活着却成了逾越人伦界限的道德难题。如卖子求生的瞎鹿、三易其夫的花枝，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他们是卑微而渺小的个体，他们失去了生存的自主权，他们渴望成为奴隶，因为他们渴望生存。当瞎鹿的白发老母生命垂危时，为了尽可能地挽留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他选择贱卖自己的亲生骨肉来换得几斗米。在死亡逼近自己家门的时候，瞎鹿做出了用生离代替死别的选择。直白地讲，是因为瞎鹿害怕面对死亡，害怕亲人失去生存的权利。对死亡的恐惧导致了他们对生存的渴望，而正是对生存的渴望导致他们在极端状况中流露出一种扭曲的人性，这种扭曲的人性就是冯小刚口中的奴性。
灾难其实就像是面照妖镜，在越是复杂纷乱的社会结构下，人性的好和坏越是随意彰显。但是似乎只有历史才能认真地拷问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较之鲁迅先生划分的两种关于“奴性”的定义，影片中栓柱这一角色则显得特立独行。尽管长工这一身份带有显而易见的奴隶色彩，但在他的生命被了结在日本人的东洋刀下之前，他既没有坐稳奴隶，也没有想成为奴隶而不得。他对范东家谈不上愚忠，跟着范东家也并不单单是为了一口饭，他更多的是对范家千金怀有一种打破上下等级结构的爱慕之情。最后栓柱为了一个关于“念想”的儿童玩具惨死在日本人的刀下，这与站在旁边为了生存而奴颜媚骨的马厨夫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栓柱眼里，这个玩具以及跟它有关的“念想”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牵扯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男人最根本的尊严，而这种尊严恰恰将冯小刚在整部电影里所构建的“奴性”彻底颠覆。这种颠覆虽然不能排除冯小刚个人的民族情绪，但这是整部影片中冯小刚对历史和人性最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