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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艺术表现尺度上，冯小刚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既把握了观众的审美承受能力，也表现出了影片对待历史的诚恳态度。“那就是没有刻意地煽情，苦情戏均做到点到为止，留有余白”[9]。冯小刚用深邃的人文反思取缔现代都市快餐文化下讨巧式的价值观，从而让影片呈现出一种新鲜而沉重的人性批判。虽然这种批判会令观众感觉到不安，但是只有这样历史才会被铭记。而铭记历史，是尊重历史最好的方法。因为“只有铭记这些苦难，苦难才不会在未来重演” [10]。
三、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分析影片的文本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批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不仅要真是的描绘社会生活现象，更重要的是要再现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 ”[11]。
在特效技术的使用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一九四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审美意蕴。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许多镜头（如：浩浩荡荡的逃荒队伍、特效制作出来的1942年的重庆风貌等）有着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与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影片的特效制作为例，影片中大到高山上的树木，小到朝天门码头的水流动向，都经过反复的实地考察与历史取证。影片《一九四二》的制作自始至终都在遵循着合理的美学法则，遵循以生活为本源的美学规律。影片《一九四二》将美学与历史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历史的刻画与历史的真实性相统一的目的。
河南籍编剧刘震云对河南1942年的这段历史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感，因此，他能用熟悉的语境客观地呈现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刘震云在新历史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立足民间、以知识身份俯视民众,其中个人记忆的综合和客观的历史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民众为叙述历史主体的真实鲜活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历史叙述的新局面”[12]。导演冯小刚则亲自重走“逃荒路”，他用“实地考察”的形式来消解“年代疏远”所导致的历史隔膜。《一九四二》以力图展现真实的历史，展现历史的客观趋势为目的，最终在复原历史的过程中深刻而丰富地反映出了历史生活。
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可以看到《一九四二》在尊重美学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客观趋势，反映历史中的生活面貌。正如批评家李云雷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所说：“作为一种意识领域的复杂现象，我们应该对艺术加以审慎的分析，并力求将历史分析与美学分析结合起来”。影片《一九四二》通过多种艺术手段与造型元素的使用，在给观众呈现出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将观众引入了深层次的历史与人文领域的思考。比如在影片中起着支架作用的人物角色，他们既是影片阐述历史的文化符号，也是影片呈现出来的多样化的人性的承载实体。因此，影片《一九四二》在体现出其独到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趣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11]。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一九四二》所表现的是：在还原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将个人命运糅合在社会悲剧中，挖掘人性的缺陷并对人性的丑恶面做出的深刻批判和反思，同时也不忘赞美人性中的善和美。因此“历史”和“人性”成了影片《一九四二》的两大主题。这也正是冯小刚以及其主创人员在影片《一九四二》中所表达出来的文本意蕴。冯小刚将深刻的历史反思与人文关怀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在努力挣破话语钳制的基础上，尽力真实地呈现历史，并在历史中探讨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