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事件，金立成所撰《招商局售产换旗评议》，对利用万国公法进行售产换旗的做法，进行了现代角度的解读，认为是战争期间常常采取的保护性措施，无可厚非。戴海斌《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一文，则从郑观应的角度出发，研究这一做法在后续战争中的沿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季晨的《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一文较为详细，从盛宣怀权力上升角度来阐述其对收回一节所起的作用。但其侧重在盛宣怀与旗昌行主士米德的多次谈判，对前期售卖的背景、过程、影响等的考察有所疏漏。本文，试图通过李鸿章、马建忠、盛宣怀三人之间的书信电报往来，全面地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售产换旗的战争背景、马建忠与李鸿章商讨的具体办法、售后朝野对此事以及对马建忠的的看法、盛宣怀出面谈判收回的过程、一卖一收对招商局的影响等内容。其中，《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辑录了有关史料；张后铨主编中国水运史丛书《招商局史》、陈潮《晚晴招商局新考——外资航运业与晚晴招商局》对这一过程有所涉略，但不详尽；王梦珂点校《马建忠集》、安徽教育出版社《李鸿章全集》、《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夏东元编《盛宣怀年谱长编》分别收录了这一期间马建忠与李鸿章、马建忠与盛宣怀的电报往来。以上史料为厘清这一过程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史实依据。论文网

经研读史料，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展开。第一，有没有立收回之密约，如果有，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盛宣怀、马建忠的实际参与程度如何；第二，售产换旗之后，马建忠是否北上。第三，招商局局产果是否是“原价收回”，一卖一收对商局事业本身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同时，盛宣怀、马建忠两人在这一事件后截然不同的际遇，以及李鸿章在背后所起的作用，同样值得留意。本文主要针对以上几个问题，阐述甲申年（1884）轮船招商局售产换旗的始末。

之所以选取招商局发展过程中一件售产换旗的小事为题，有三点原因：第一、在一些有关轮船招商局的书籍和史料中，有提及这一事件，但往往语焉不详，过程不甚清晰，省略了很多细节。我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李鸿章、马建忠、盛宣怀三人之间的书信电报往来，尽可能地还原这一过程。第二，发现了一些新史料。新发现的盛宣怀的一通信扎，对我们认识这一过程的细节很重要。该信扎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售产换旗之前确实没有订立密约，其二，盛宣怀在事后收回一节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三，“求真”是历史学研究基本的态度，在有限的学力内，将一个值得求证的历史过程讲清楚，我以为，是本科生应该具备的基础能力。此外，这一事件，以小见大，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出现了十年和好局面。衙门的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与外交往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日益了解外国法律，尝试以公法处理洋务。李鸿章主导下的轮船招商局，用“万国公法”解决战时财产问题，可以说是在此大背景下的一种尝试。第二，对轮船招商局性质而言，局产收回之后，经盛宣怀的整顿，轮船招商局官督性质大大加强，商办一时减弱。第三，对马建忠、盛宣怀等参与人员而言，两人在这一事件前后的际遇也存在不小的变化。总而言之，这一事件虽小，确有其发生时代背景，并且对招商局与参与人员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售产换旗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