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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辞官归田不是像其他的文人那样，以隐求官，他是真心的归隐，没有任何矫情的成分。在辞去彭泽令后，还特意写《归去来兮辞》，辞文前有篇详序，有一种宣示的意，表明自己这次归田之后，就绝不再踏入束缚自己的官场的决心。陶渊明归田之后，虽然还是会关心国家的命运，但是这种关心只停留在思想上，表现在诗文中，自己是绝不再出仕，做任何的尝试。这与翟汤不同，翟汤也是有名的隐士，他在国家有战事的时候，还是会做出具体的行动。《晋书》记载，“放免其仆，使令编户为百姓”。 [3]相比之下，陶渊明的归隐显得更为彻底。但是陶渊明为何多次为官但又都很快辞官归田，直到辞去彭泽令之后决定永不复出，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官场的生活有违本性，这样违心地在官场进进出出多次，未免“深愧”，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心。既然深切地体会到在这样的社会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猛志”，既然努力过了，就没有遗憾了，索性就此归田吧，回到自己热爱的大自然中，适逢妹丧，故顺势“自免去职”，毅然决然地奔向田园。然而《宋书》说是因为，“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1]第二天就交了官印，声称不会为了五斗米而丧失自己的原则，辞去了官职，这样的说法倒是符合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后来的萧统《陶靖节传》和《晋书》、《南史》的陶传也都同意这一观点。
不管对于彭泽县令的辞官原因，是“妹丧说”，还是“折腰说”，或许都只是陶渊明的借口而已。陶渊明面对如此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知道很难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为了保全生命，不做无谓的牺牲，只能托辞“妹丧”，来掩饰自己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无奈。质性自然的他，怎能继续留在黑暗倾轧的官场生活里呢？这里的生活违背自己的本性，使得他内心痛苦不堪，最终决定释放自己心，弃官归田。
二、 安贫乐道，任运自化
陶渊明并非生来就安于贫困，他也曾为自己从政入仕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付出努力。杨清之先生说，“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安于贫贱，早年的他同样具有功名之欲。”[4]只是由于社会现实条件不允许，本性使然的他不得不放弃。经历了官场的阳奉阴违、勾心斗角之后，凸显了其安贫乐道、任运自化的个性，形成了“安贫”与“固穷”的为人准则，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违背自己的道德原则。
（一）安贫的为人准则
早年的陶渊明受儒家经世思想的影响，满腔热血，期望建立功勋，有功名之欲。“注重生前功业，身后声名的思想。”[5]《咏荆轲》一诗中，感叹荆轲刺杀失败，人虽然已经死去，但是英雄的精神却流芳百世，受到世人的赞颂。陶渊明对荆轲精神的由衷赞叹，反映了陶渊明青年时代追求功绩、期盼名留青史的思想。但陶渊明更主张：一旦功成，必“自去”。在《咏二疏》中写道“功成者自去”，可见陶渊明早年期望建功立业，功成名就，也是出于对自己精神世界满足，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并不是贪恋功名带来的荣华富贵和物质享受。不然陶渊明不会偏偏选择足以影响东晋政府的两个军府去任职。可是陶渊明本性使然，很难与那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们相契合，也很难融入到充满险恶与阴谋的环境中，自己也不可能为此做任何改变，因此他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最终还是主动放弃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也醒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实迷途其为远，觉今是而昨非。因此，在陶渊明看到屈原、贾谊由于政治上受阻转而致力于文学的做法的时候，他深受启发，便更加坚定了回归田园的决心，寻求另一种人生境界：与农民为友，过着耕读诗酒的自由生活。陶渊明放弃了从政的志愿，逃离了束缚身心的“樊笼”，奔向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园，释放自己的心，追求精神上绝对自由。在贫穷的生活中坚守自己为人的原则，把古代的安贫之士当作榜样，效仿他们的生活态度，绝对不为追求厚禄而玷污自己，即使生活困顿也不改其志。其实陶渊明并不是鄙视入朝为官，而是不愿意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们同流合污，更不愿意因此丧失自己的为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