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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守固穷之节
其实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初的生活还算不错的，但是好景不长，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没过多久，一场大火无情地烧毁了他的家园，一家人无处安身，只能搬到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勉强度日。可是他始终坚守“固穷”之节。他并不是没有改变现状的机会，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为朝廷效力，不必过得如此辛苦，可是他委婉地拒绝了。经过时仕时隐的人生阶段，实在是厌倦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适合自己，因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入“樊笼”。袁行霈先生曾说“固穷安贫主题” [6]是陶诗主题独辟蹊径之处，其实这也是陶渊明为人的准则。
陶渊明专门关注古代能“安贫守贱者”。组诗《咏贫士》其四赞颂黔娄：不羡慕高官厚禄，把他们当做身外之物，完全不放在心上。其七讲述黄子廉“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的故事，并且还说：“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陶渊明从古贤士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更把他们当成“固穷”的楷模，时时激励自己在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守“固穷”之志。此外，陶渊明在《饮酒》、《拟古》等组诗中也有很多表现其安贫之志的作品。《拟古九首》其五中，诗人由“观其人”到“就君住”，以“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表现其安贫之志。“东方之士”是诗人虚设的理想人物，其衣食短缺，却从容淡雅。苏轼说:“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7]
归田之后，即使躬耕生活非常艰辛，生活非常困顿，他也决心不再入仕，以农民为友，诗酒耕读，安贫乐道，以乐其心。他固穷守节的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坚定。元嘉四年，诗人写《拟挽歌辞三首》，其中第三首诗中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不惧怕死亡，否定宗教神学灵魂不灭的谬论，在生死的问题上，主张生死由命，生不喜，死亦不惧，顺其自然，任运自化。“固穷”是铸造陶渊明个性的基础，是其诗文的主题，也是其为人的准则，他为守其真而辞官归田园，又在之后的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守“固穷”的节操。朱熹曾经说：“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8]在当时“矫然而祈誉”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更加珍贵。陶渊明坚守“固穷”的气节，宁愿生活困顿，也不愿违背委屈自己的身心而入朝为官，这也是其不违本心的个性所决定的。
三、性爱丘山，寄心田园
陶渊明的故乡浔阳柴桑，北临长江，南面庐山，这是大自然的眷顾，给诗人带来了无限的自然情趣。秀奇美丽的山水，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也是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个性形成的自然条件。
（一）回归田园的隐居方式
晋宋时期社会战乱不断，当时儒家思想的束缚已经松弛，崇尚清谈的玄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这种改变又直接影响到乱世中士人的处世态度与生存方式，隐逸成了一种风尚弥漫开来，而且隐逸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晋书•隐逸传》记载，两晋之际及东晋之际的隐士有任旭、郭文、孟陋、翟汤、翟庄、翟矫、刘驎之、翟硎先生、谢敷、龚玄之、陶淡，最后一位是陶渊明，这些隐士们或闭门讲习，或久居深山穷谷无人之处，或弋钓独往，或畅游山泽，悠然得就像旅行家。其中只有浔阳翟汤子孙三代采取“耕而后食”的隐居方式，和陶渊明相似。与陶渊明出于同宗的陶淡，凭着陶侃留下的家业，在山中养一头白鹿，天天跟随着自己，像是神仙中人一般。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刘遗民，隐居庐山，绝对回避社会，超脱于大自然之外。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选择回归田园，采取“耕而后食”的隐居方式，与农民一起在田地里辛勤地劳作。陶渊明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按理说本不应该这样，因为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志在培养经世之才，为国效力，是反对饱学之士躬耕的，但是陶渊明却偏偏选择这样的隐居方式，想必是由他寄心田园的个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