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贫民救济机构是“悲田坊”，又称“悲田养病坊”，设置于唐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年）。开元五年（717年），时任丞相的宋璟等人奏请朝廷为孤老贫病人设置收容安养设施。《唐会要》中有言：“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 唐朝政府在长安等地设立悲田养病坊，并从僧侣中选人出任悲田养病使。唐武宗登基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灭佛”措施，废除了许多寺庙，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悲田养病坊”也去“悲田”二字改为“养病坊”。来自优Y尔L论W文Q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宋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地较为繁盛。宋朝之初，官府在京师置办了东西福田院，收养没有依靠的老人、孤儿、残疾人、乞丐等弱势群体。嘉佑八年（1063年），官方又设置了南北两个福田院。除此之外，当时许多地方还设有养济院、居养院、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建炎南渡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加快，也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隆兴年间，时任湖州郡守的郑作肃设立了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在杭州建立了慈幼局，抚养无父无母的孤儿。10年后，又命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希望能“使道路无啼饥之童”。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中较为详细的描写了慈幼局的情况， “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元代具有慈善性质的公共医疗机构，主要有惠民局“市药修剂，以惠贫民”。还在全国多地设立了专门为军人看病的安乐堂，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 

由于原先的经济和政治重心是在北方，因此慈善事业也多在北方地区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南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同时也带动了南方地区慈善医药事业的发展。建炎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后，杭州城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发展至晚清及民国时期，杭州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得颇为可观。明代后期，民间义葬组织、育婴社、同善会等慈善机构日益兴起，慈善组织数量逐步增加。到了清代时，这些慈善组织在名称及功能上有了一定的改变，例如育婴社变更为育婴堂，同善会成为同善堂（或会馆、公所），养济院变更为普济堂。到了晚清时期，政府和民间面对在教养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保持原有慈善救济组织的同时进行一定的改变。如针对教养出的孩子只知吃喝，不事生产的问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养轻教的传统，建立各种工艺局（所），实行养教并重。 

近代，杭州的救济慈善医疗机构也有发展。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以后，饱受战火摧残的江南广大地区，民生凋敝，社会经济收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出现了大量难民。但此时的很多慈善机构却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元气大伤，大多不能发挥其所应该发挥的养老济贫、慈幼恤孤等功能。1861年底，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来到杭州，看到普济堂满目疮痍，下令丁丙全力振抚，拓地20亩，造了100多间房屋。1865年，购买了位于普济堂右边的孙氏屋舍，新设置了栖流所，又对清节堂进行了扩充，还设置了医药局、接婴局和恤灾所。1866年，左宗棠出资4000金购屋设慈善机构，并取名为同善堂，聘请了丁丙进行管理， 之后同善堂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