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贫民救济机构是“悲田坊”,又称“悲田养病坊”,设置于唐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年)。开元五年(717年),时任丞相的宋璟等人奏请朝廷为孤老贫病人设置收容安养设施。《唐会要》中有言:“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 唐朝政府在长安等地设立悲田养病坊,并从僧侣中选人出任悲田养病使。唐武宗登基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灭佛”措施,废除了许多寺庙,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 “悲田养病坊”也去“悲田”二字改为“养病坊”。来自优Y尔L论W文Q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宋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地较为繁盛。宋朝之初,官府在京师置办了东西福田院,收养没有依靠的老人、孤儿、残疾人、乞丐等弱势群体。嘉佑八年(1063年),官方又设置了南北两个福田院。除此之外,当时许多地方还设有养济院、居养院、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建炎南渡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发展,人口增多,经济发展加快,也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隆兴年间,时任湖州郡守的郑作肃设立了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在杭州建立了慈幼局,抚养无父无母的孤儿。10年后,又命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希望能“使道路无啼饥之童”。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中较为详细的描写了慈幼局的情况, “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元代具有慈善性质的公共医疗机构,主要有惠民局“市药修剂,以惠贫民”。还在全国多地设立了专门为军人看病的安乐堂,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世祖“诏湖南行省于戍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 

由于原先的经济和政治重心是在北方,因此慈善事业也多在北方地区发展。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南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同时也带动了南方地区慈善医药事业的发展。建炎南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后,杭州城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发展至晚清及民国时期,杭州的慈善事业已经发展得颇为可观。明代后期,民间义葬组织、育婴社、同善会等慈善机构日益兴起,慈善组织数量逐步增加。到了清代时,这些慈善组织在名称及功能上有了一定的改变,例如育婴社变更为育婴堂,同善会成为同善堂(或会馆、公所),养济院变更为普济堂。到了晚清时期,政府和民间面对在教养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保持原有慈善救济组织的同时进行一定的改变。如针对教养出的孩子只知吃喝,不事生产的问题,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养轻教的传统,建立各种工艺局(所),实行养教并重。 

近代,杭州的救济慈善医疗机构也有发展。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以后,饱受战火摧残的江南广大地区,民生凋敝,社会经济收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出现了大量难民。但此时的很多慈善机构却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元气大伤,大多不能发挥其所应该发挥的养老济贫、慈幼恤孤等功能。1861年底,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来到杭州,看到普济堂满目疮痍,下令丁丙全力振抚,拓地20亩,造了100多间房屋。1865年,购买了位于普济堂右边的孙氏屋舍,新设置了栖流所,又对清节堂进行了扩充,还设置了医药局、接婴局和恤灾所。1866年,左宗棠出资4000金购屋设慈善机构,并取名为同善堂,聘请了丁丙进行管理, 之后同善堂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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