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善堂下面设置了义塾、施材局、惜字会、钱江义渡局等二十个左右的分支。其中义塾主要针对的是贫困孩子的教育学习问题；施材局是为家有丧事却贫困者提供棺木；掩埋局掩埋的是曝尸荒野、无人认领的尸体；报验局的工作则是为有需要的人免费验尸；牛痘局则是为了预防天花；惜字会则是将写过字的纸张收集起来焚烧；钱江义渡局的工作则是免费摆渡过江百姓等。

在这一时期，综合性善堂组织的管理结构一般是总董、各局董事、司事这样。总董、董事相当于现代慈善机构的理事，一般也不收取任何报酬，反而主要是捐钱的。不过下面的具体做事的职员则是有薪水的。比如普济堂，领薪水的有一位董事，十名司事，一名义塾的校长，此外还有教师、杂役等许多招聘来的“合同工”。而同善堂的人员结构更为复杂，施材局、掩埋局、施医局等各局都有一名专职董事，其下雇佣有杂役、乳妇甚至还有更夫等，共 300 多人。 论文网

庞大的慈善事业，加上这么多人的薪水，每年的支出可想而知。杭州的锡箔商兼典当商、清末学者、善举联合体总董之一丁丙，在其所著的《乐善录》中记录了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是光绪二十三年这一年的总支出就高达6 万两白银。这些善款，大部分来自于行业行会。根据同治和光绪年间的征信录即收支报告记载，当时进行过捐赠的有盐行、米行、木材行、绸缎行、典当行等十几种行当，各行各业的捐助被称为“业捐”，比如米行的捐赠就叫“米捐”，其中捐得最多的要数财大气粗的盐商行会。当然这种不同行业的捐赠也是有区分的，比如盐捐的对象是整个联合体，捐款到手后再分配，米捐则指定给育婴堂，木材行业指定捐给施材局，箔业捐赠给掩埋局。行业协会的捐赠占善举联合体总收入的比例，1867 年是 38%，1897 年 36%，1898 年 45%。联合体的总收入中，另一部分重要收入其实是来自税收，政府规定征收厘金时加征 10%的税金，专门用于善举，类似于现在企业交的残疾人保障金。 

就慈善组织整体所涉及的具体行为而言，可以细分为慈善性和公益性两方面。首先，慈善性事业的拓展，表现在恤嫠、棲流、教育技能培训、借款等方面。例如教育技能培训，过往的慈善组织由于重养轻教的传统救济模式，轻视对教育及其技能培养，缺乏与社会的实际联系，导致其下所抚养的婴孩不事生产。同光期间，杭州重建时，普济堂下设七斋，同善堂下设六斋，与普济堂分为上下塾。这标志着善堂直接从事社会教育的开始，改变了近千年育婴事业中重养轻教的陋习，这种新型救济模式和理念对晚清慈善性工艺局的出现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而其中的公益性事业则主要表现在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方面。一是城防。杭州同善堂下辖保甲局，由官绅共同负责管理城防事务，而其资金也基本上来自官民二途。二是城乡水利路桥建设。地方富绅历来对乡里建设颇为热情，但是以善堂的形式参与到地方公益建设中去则大都发生在清代。例如同善堂下钱江救生局的设立。一开始是清初政府设立了钱江义渡局，同治年间，变更为钱江义渡南局和北局。为打捞江中浮尸及从事救生，雍正年间绅富在此成立了同仁堂。咸丰末年，同仁堂毁后，官民又重新成立，并更名为钱江义渡局，附设于同善堂。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慈善组织的功能都较为单一，专注于养老济贫或慈幼恤孤或施医施药等某一个方面。明末嘉善同善会初步具备了保节、掩理、济贫等综合功能。而综合性善堂常常出现在天灾人祸严重的情况下，如杭州普济堂、同善堂和同治年间成立的南浔善举公所等。综合性善堂虽能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往往需要的经费颇多，难以长久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