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同还未进士及第之前，北宋的新旧党争已十分激烈，在他心头烙下深深的政治阴影，他已然意识到党争会对个体产生压迫与摧残，扭转个人的命运，造成自我生命的失落。宋仁宗景祐三年丙戌，范仲淹上百官图及《帝王好尚》等四论,向吕夷简旧党发起进攻，13天内范仲淹及同党余靖、尹洙等便相继落职；欧阳修痛斥右司谏高若讷,也被贬为夷陵令 ；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亦牵连遭贬。一时之间，朝野震动，士大夫争相为范仲淹等人辩白，双方相互辩驳，朋党争论四起。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月丙寅，宋仁宗还下诏戒百官朋党。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仁宗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九月，二人上十事，提出了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的一系列措施，仁宗悉用其说，颁布诏令，开始庆历新政。然而，庆历新政的施行引发了庆历党争，政治局势再次动荡不安。欧阳修于庆历四年向仁宗上奏章《朋党论》，此文触犯了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无意中树立了庞大的敌人。之后，支持范仲淹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再次激化了与反对派的矛盾，引来了夏竦反击，“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发立诏草，飞语上闻 ”。面对此情此景，范仲淹忧惧不已，只能苦求外放，得以宣抚陕西、河东，庆历新政陷入僵局。同年,以苏舜钦祀神案一事为导火线,范吕党争再起。此事后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与此事有关的由范仲淹举荐的一时才俊皆受降官处分。随着“谤毁浸盛，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五年乙酉，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 。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欧阳修上疏分辩，为党论者益忌之，不久，被权知府事杨日严诬陷，八月，出知滁州。至此，改革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庆历新政夭折。文同虽非亲历，但心有戚戚。这样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对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定格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熙宁元年（1068年），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比起庆历新政，此次变法的范围和规模都大大加强，而此次变法激起的新旧党争与庆历党争相较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熙宁“法之初行，议论纷纷”，遂分党与，争论不休，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变法革新的旧党由此成形。朝堂之上，官员之间，势成水火，相互攻讦，相争不息，“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 。熙宁三年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抃、御史程颢等因反对新法罢职，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三年后即熙宁六年癸丑，文彦博也以反对新法罢去。司马光、赵抃、文彦博等人都是与文同过从甚密的长辈与同僚，他们的贬谪对于文同个人而言无疑造成了不小的情感冲击，让他再一次认识到党争对个体生命的压迫与摧残，加剧了他内心的忧惧之情，深化了他畏祸及身的心态。同年，文同也因议事被夺去尚书祠部员外郎之职。身处政治权力中心的文同内心备受煎熬，正如他在《谢吴龙图启》中所云：“向窃请郡,聊图庇身”、“每自戒伤,庶逃讥呵”，远离政治纷争以求避祸全身成为他此时最大的政治诉求，因此，他自请外任，以太常博士知陵州。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