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徽班的兴起、京剧的形成刺激了地方戏的孕育,淮海小戏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开始萌芽,最初是个体艺人上门演唱,到了清朝晚期同光年间,便形成了“三小”(生、旦、丑)。“三小”的诞生,标志着淮海戏初级形态的形成,此时戏曲俗的一面逐渐兴盛发展。
二、淮海戏通俗化、平民化的特点
京剧大师荀慧生也曾称赞淮海戏,认为正因为它植根乡土,表演才朴实耐看。[11]淮海戏正是这样的民间艺术。尽管经历了战争的蹂躏、的洗礼、现代文明的冲击,几百年来,淮海戏仍是始终保持着浓郁的通俗化、平民化特色,始终与民众生活联系密切,于淮海大地四季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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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戏是一种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是历史的活化石,常保存着一类人或者一个地区无意识的文化遗留。淮海文化也是经过无数次历史巨浪的冲刷才形成的。《隋书•地理志》中,全国分作九州,每一州都有详尽的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衮州、徐州、青州三州,也就是如今的“淮海地区”,最被赞为民风淳朴。衮州五郡,“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12]教化如此,从中也可以窥得一二淮海戏质朴风格的来源。
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一文中也提及了“民间”的概念,是“指介于国家权威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公众的社会生活领域,人们以自主自律来治理政治生活,并与国家权威相抗衡,” [13]并且,“民间”一词是与“国家”一词相对的,因此,“民间”一词带有一种原始、质朴的意味。
淮海戏的形成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民间特色。清朝乾隆年间,出现了“打门头词”,也就是个体艺人带着乐器,到百姓家门口演唱,唱的往往是一些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唱段,由此吸引更多的观众。清朝道光十年(1530)前后,演员开始组成戏班子,去集会上表演。条件简陋,没有戏台,他们便在地上随便画个圈,里面铺上草席,就能演了,这叫“下场子”。演员们往往也没有固定的戏服,多是“随身衣、就脚鞋”,戏班子的人数也不多,有“七忙八不忙,九人下厨房”之说,意思是说戏班里有只七个人,人手就不够;假若再添一个人,变成八个,就显得宽裕了;要是有九个人,就能余出一人做厨子。演出多是 “三小”(生、旦、丑),人人皆知戏曲有五行——生、旦、净、末、丑,然则淮海戏尚未发展成熟,没有清晰的行当之分,这就给演员提出了难题,所有角色要样样熟练,一人当多人用,演什么像什么,临时救场也不能含糊,这叫“一脚踢”。[14]这种不拘泥于戏剧的形制而专注于演戏本身的精神,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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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戏传统剧目甚多,历来有“三十二大本,六十四单出”之说。这些剧目题材包罗万象,饱含现实苦乐。也不大强调题材的大小轻重,大都是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就是这些平凡的事物,经过戏剧家们的精心加工,在舞台上给人物注入性灵和血肉,反映出人民的生活情趣,也折射出他们的性格和理想。
有反映古代读书人进京赶考,宣扬科举制度的,如《大书馆》中的“高状元上朝”一折:“高状元上朝他未回,荼靡架跌落一枝梅;一枝梅跌落荼靡架,支支零零怕风吹。乘着表兄来回转,摘花手就把门来推;推门惊动寻宿鸟,那鸟蓬翅朝上飞。八哥说,推门定是客来到,莺哥说,推门必是远来客;客来就该让客坐,就该端茶拿茶杯。”[15](P1591)可以看到“寻宿鸟”这一意象,“蓬翅朝上飞”,象征着高中状元,饱含了读书人对功名的强烈渴望,引人一路看下去。再如《小魁花》的一折:“恨爹爹规矩紧厚,赵鸾英在绣阁不敢留,开箱笼拿出来银两二斗,送公子上京帮独占鳌头。走上前拉住了公子他手,肩靠肩头靠头同下高楼。向你道几句话牢记心头。出门的人,赌钱场不要下手,烟花巷少要去蹓。”[15](P1624)这里则是赵鸾英对公子的劝告,劝他不要在赌场烟花巷流连,多多苦读,考个好功名。还有《小书馆》中:“为生涯朝苦读心血费尽,男儿志入青云欲跳龙门。”[15](P1654)则是用一个“跳龙门”的譬喻表现了对未来仕途路的展望,一展抱负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