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周人看来，祖先与神灵的具体的形象无助于祭祀的进行，而虚化的神灵，显得不可捉摸，更有神秘性，也更容易起到宗教作用”[5] (P163)。对祖先、神灵的模糊的刻画更给人神秘之感，更能显示出神秘威严的风格，例如《维清》和《酌》两首诗中并没有明确的描述文王和武王的形象，通过对文王典章以及武王军队的赞美，突出了文王与武王的清明与伟大，营造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加深了人们对君主的崇拜与敬畏。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样体现了北方文化的务实性。

而《九歌》却有所不同，“考虑到“九歌”所流传的地域是文化相对独立的南楚，则其必然沾染了更多的更浓烈的地方色彩，。这里的地域文化显然要比当时中原的主流文化更富有原始意蕴” [6](P42)。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屈原的作用，是他使得《九歌》的文化色彩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地处南隅的楚国，由于生产力发展较为缓慢，周围山水环绕，社会中更多的保存着原始氏族生活的风貌，呈现出原始宗教的特点，塑造的多为自然神，所塑造的形象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他们既有着神的光芒，又有着人的特点，体现出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7](P91)。乘驾龙车，直入云霄，都充分的显示了神灵们超乎寻常的能力。他们的衣着佩饰异常华美，以云为衣，以虹为裳，佩戴的玉饰绚丽多彩，无一不彰显了衣着服饰的华美。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着人类的情感，等待爱人赴约的激动与忐忑，爱而不得的哀怨，仿佛人间的场景。《九歌·湘君》以湘夫人的口吻描述了湘夫人久盼湘君不归的哀怨与思慕之情。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8]（P40）。

修饰好仪容，乘舟奔赴约定的地点。下令阮湘的水不要有波浪，让江水都安静的流淌。充分表现了湘夫人赴约时的激动之情。到达目的地后，发现心爱的人没有到来，只能吹箫来排解内心的忧愁。结果爱人依旧未能赴约，遂不停的转换着地方寻找。找寻无果，愈加哀愁。不禁怨恨湘君的不守信用，感慨两人的感情并不牢固。想着自己早上就从江边出发，现在又停在了北岸，还是没见到湘君，一天的时光就这样耗去，不免心生怨怼，将来时佩戴的东西都丢到了水中，在水中找寻香草，送给陪她一起等待的侍女。这里的湘夫人与人间的女子并无二致，也有着人世间的情感。《山鬼》则叙述了一个多情的山鬼。诗的开头就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山鬼形象，身披香草，乘着赤豹，接下来就描述了山鬼的生活环境，幽深的丛林中难见天日，道路艰难险阻，只有她一人独立山巅，看云雾舒卷，衬托了山鬼的孤寂，最后一段则是山鬼情感的主要体现。“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岁月长，思慕的人儿却迟迟不归，不免产生怨恨，但又想着或许他也想着她，只不过苦于没有空闲。这又像是在为之开脱，又像是在安慰自己，暗含着自己的一丝希望，希望思慕的人并没有忘却自己。这些情感无一不真、无一不浓。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神灵们形象，也体现了荆楚文化的热烈与奔放。

二 祭祀方式的不同论文网

从祭祀的方式来看，《周颂》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楚国地处南隅，虽然已成立国家，但是远远不能和等级森严的周朝相比，政治意识还比较淡薄，很多习俗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面貌。

在北方，历经几个朝代的的宗法制度在周代日趋完备，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巩固统治，周代要求不同的人的言行举止都要有不同的规范，这就是周公制礼乐。礼乐制度同样应用于祭祀，周代的祭祀一般可以分为祭祀前、祭祀中、祭祀后。祭祀前需要击鼓奏乐，将群臣们引到祭台，祭祀中间，就要开始咏唱赞颂祭祀对象的乐歌。最后，礼成，奏乐送客。基本上都可以分为这三个步骤。除却在宗庙的祭祀，《周颂》中还描述了其它场面的祭祀礼仪，如《载芟》就描述了藉礼的一部分，“藉礼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批批批”[9] (P122)，春耕、耕耘、收获的时候都要举行祭祀，《载芟》一篇就描述了春耕时的部分藉礼，周王率领群臣藉田并祭祀社稷神，以求丰收。周代制定了完整而复杂的礼乐制度，《周颂》可以说是周专为祭祀所制的乐歌，多为歌功颂德之作。诗中叙述文字简洁，《周颂》典型体现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形式，此外还擅用叠词，如《执竞》中“钟鼓喤喤，磬筦将将。”运用了叠词。用一种近乎刻板的形式给人庄重朦胧之感，从而加深了对祭祀对象的崇拜之感。《周颂》还记载了多种乐器，例如钟鼓，悬磬和管乐，《有瞽》还记载了鞉、柷、圉等乐器。庄重的曲调伴着歌舞，将周王室的威严体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