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母亲,沉溺在生活赋予的苦难中,默默无声,她就是《在细雨中呼喊》里主人公的妈妈,在男权意识下,她是一位合格的母亲。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男女性别之间极度不平等的时代,而她所承受的苦难也正是这些不平等而导致的压抑。在整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她是那么得卑微,永远只会对无耻丈夫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在作品中,母亲一心只知道满足丈夫的需求,温婉和顺。当丈夫孙广才卖菜回来,居然把她拖到别人家的一条长凳上紧急泄欲,就算这样野蛮,她也十分配合;再者,当母亲因生产而耽误了给丈夫送饭受到他粗暴野蛮的训斥谩骂时,尽管此刻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可她依然面带笑容,轻声细气地告诉丈夫:“本来早就给你送饭来了,没出家门就疼了。……疼得走不过去。”[1](p65)面对丈夫毫无情理、毫无人性的训斥,母亲不但毫无怨言,居然还欣然面对。我们还能看到她对丈夫肆无忌惮与寡妇苟且行为的哑忍与包容,她不但默默忍受了丈夫的背叛,对他们的行为毫无指责与怨愤,而且还像往常一样不顾一切地接受这个给她带来屈辱与痛苦的无耻丈夫。这也是她对贫困而无情的家庭的毫无保留的贡献与毫无意义的牺牲。正是因为她的隐忍与宽容,使得她的丈夫更加地放纵自己,没玩没了地伤害羞辱这个包容接受她一切的女人,她正是余华的男权意识下所最期望的女性形象。她爱着自己丈夫,爱着这个与他组成的家庭,她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依托在她的男人和家庭上,形成强烈的依赖感,而她自己的主体意识便渐渐丧失了,具有典型的依附性特征。

另一个具有依附性特征的母亲是《兄弟》中的李兰。这个时期的作者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命运有了更加细腻丰富的描写,大大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欲望,人性冲突也丰满起来。李兰处于时代,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随着时代的颠簸,她的命运也变得困难波折。她的第一任男人偷看女人上厕所,所以淹死在厕所里,这件事情给了她沉痛的打击,她作为偷窥者的妻子被人们耻笑,她无力回击,只能把自己蜷缩起来,吞下他给她留下的无尽耻辱,她的尊严在别人的嘲笑中丧失,也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位无辜的女性被道德伦理压得无法生活。然而这些事情本和她没有关系,而在作者赋予她的性格下,她依赖于丈夫,她自身的名誉和丈夫牵扯在一起,所以只能去承受这份耻辱和批判。这个女人连生活都经营不下去,并且还经常头痛,精神、身体在外界环境和内心纠葛的打压下濒临崩溃。火上浇油的是,她的儿子也没有教育好,并让她再次遭受伦理的批判和舆论的打击,在他未成年时和做了和他的父亲同样的令人不齿的事情一一偷窥女人上厕所。她的第二任丈夫使她重拾了生活的希望,就在她看到生命曙光的时候,他又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中被无辜打死。作品在作者的男权意识下一次次、一点点剥夺了李兰生命中的希望与快乐,等到这个女人完全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基本条件,李兰的生命力随着丈夫的死亡逐渐枯败消逝。最终,她在这么一个秩序动乱的社会香消玉殒。身边没有男性,儿子也不学无术,生活没有保障,失去了依赖,她只能死于绝境,这一切都和这个动荡混乱的时代有关。

《许三观卖血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既可恨又可怜的母亲,她就是许玉兰,她是在道德伦理上承受着苦难。原本许玉兰是喜爱何小勇的,却被父亲以延续自家香火为由委屈自己嫁给了不喜欢的许三观,在父亲的眼里她仿佛是没有感情的物品一样只是用来满足他的利益要求,然而她并没有反抗,而是选择牺牲自己的感情遵从父亲的决定。这一牺牲也造成她后来生活上的窘迫,虽然嫁给了许三观生下了孩子,而孩子却是何小勇的儿子,这使她的道德伦理蒙了羞。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她和许三观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原本对她百依百顺的许三观开始叛逆,甚至为了报复出轨了林芬芳。时期,她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对象,整天被拉到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在伦理上,作者对她做出有一次的否认。所以伦理和政治之间也有必然的联系,政伦理道德是政治典范的源头。对于她来说,伦理标准与自身现实的矛盾冲突是她苦难的根源,这让她困在了道德伦理沦丧的苦境中。从现代女性的观念来看,许玉兰本身并没有错,她在婚内并没有背叛她的丈夫,然而在作者的男权意识下,她失去了话语权,就只能受到道德伦理上的谴责乃至政治层面上的抨击。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