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谴责”的褒贬，还有对作品结构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鲁迅对于《官场现形记》的短篇系列形式给予否定，不赞成这样的文学风格。近十年，对于李伯元作品中的结构问题，评价与以往大为不同。米烈娜等一些国外汉学家缺觉得这种结构看似缺陷，实则是一个统一体。近年来，欧阳健对以往的否定观点全盘翻案，他对这种连缀结构则给了很高的艺术评价，“有一个堪称有机的结构整体”，或称之为“圆弧式”结构：随着时空的转移，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在点线面的推移中，赫然是一副立体的“官场现形图”，“其中描述浑然天成，不见穿凿，可见作者独具匠心，其中更见精妙乾坤。”［2］这种看法独树一帜，为李伯元作品的结构研究添入了新的看法心得。对李伯元这种连缀式结构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形式却从以往的基本否定，变成了现在的大力肯定。

之后的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的更为深入。陈文新对《文明小史》的文章构架较为认可，在针对这一著作的解读中指出，文章看似结构松散，但是在语义应用上却有着高度一致性：“文明”的被扭曲、被利用，即“神奇”化为“腐朽”。情节设计很有张力，主要原因在于对文明的内涵进行深度发掘，对指出现实中人们对于文明的误解，进而使行动与动机之间产生矛盾，形成一种对立关系。［3］这样独特又深入的看法把《文明小史》的潜在结构挖掘了出来，更为深层次的肯定着李伯元作品的情节结构。陆克寒在针对李伯元的研究中以《文明小史》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其中的民主主义和理性叙事，将文本价值延伸至民族文明层面。晚清时期中国与入侵列强的对峙局面更加复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的叙述谴责意味更加浓厚，通过文字表达出民族所遭受的巨大屈辱。这一民族主义的内涵较为特殊，与传统小说中反映出的对侵略者的逢迎、阿谀、恐慌都有不同，而且与闭关锁国的仇洋情绪也有不同。作者以理性的笔触表达了民族对于落后、腐败的觉醒，这种觉醒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其中对于文明的渴望更体现出理性化色彩。在中外对峙中，不但有对现实危机的警醒，更有对民族团结进步的渴望，还体现着对民族自尊的卫护。［4］

以往的学者都侧重于探讨李伯元作品的“谴责”的褒贬和对结构的评价，这两点固然颇有争议且值得探讨和深究，但是李伯元作品还有其他可以研究的方向，比如说他的作品有一个十分明显特点——揭露和批判丑恶的晚清现实。本文只浅析李伯元诸多作品是如何表现对晚清现实的揭露，以及这种揭露的方法，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 犀利的刀——“暴露和批判晚清的黑暗和腐败”

李伯元一生中办过大量的报纸，在1896年上海出版《指南报》，作为中国报刊历史中诞生最早的小说，在第二年又创办了《游戏报》，其涉及的核心内容为官场笑话、民间中的趣闻，与当初所有的办刊风格形成了较大的区别，却受到了小市民和落魄文人的喜爱。而李伯元原本的意思是利用游戏作为比拟的物体，公开并批判官场生活的腐败与贪污的情况，期望在现实生活得以优化。之后，李伯元又创办了《世界繁华报》，同时公开并讽刺官场中不良风气。在1903年，商务印书馆开办《绣像小说》，聘请李伯元为领导编辑。首期发布的内容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其中说道：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崛起，推波助澜。……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