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对运河的治理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漕运并未就此畅通。为了让运河尽快通航，茶城至清口段的运河借用了黄河河道，即为“借黄行运”。黄河水势凶猛，又携带大量泥沙，容易造成水灾，因此这一段运河时通时淤，严重影响了漕运的安全。明政府既要解决黄河水患，又要保证漕运，因此在借黄行运的这段运河上，就出现了“治黄”与“治运”合二为一的情形。 

在“借黄行运”的背景下，治理黄河的策略也发生了转变。起初，明政府治理黄河水患，主要采取堵塞决口、疏浚河道的方式，治标不治本。正统至景泰年间，山东沙湾段运河多次决口，漕运完全中断，形势非常危急。都御史徐有贞奉命治河，提出了“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的原则，将黄河分流。这样做既减小黄河水势以避免决口，又引黄河水以济运河。但是，这种做法只是权宜之计，黄河水患仍未消弭。弘治年间，黄河又出现了严重决口。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奉命治河，筑堤塞黄陵冈和荆隆口，阻挡黄河冲击张秋运河；又在南岸疏浚故道，将黄河水重新归于合流，由淮入海。论文网

但是，黄河南流后逐渐淤塞，不断泛滥北徙，水患日益集中到徐州附近。“由于明代借黄行运,二洪位于黄运交汇之处，黄河的淤徙决对二洪影响很大，往往导致二洪决溢或水流浅涩。尽管明政府几乎每年都要大兴挑浚之工，对二洪之运道、闸坝、堤防等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但终不能根除二洪之险”[26]。嘉靖至隆庆年间，黄河在徐州一带五次决口，明政府不得不放弃“借黄行运”的固有方针，转向“避黄行运”。嘉靖七年，总河盛应期奉命开挖从南阳至留城的新河，长一百四十里，即南阳新河。此后黄河又发生几次决口，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沛县, 漫昭阳湖, 由沙河之二洪,浩渺无际, 运道淤塞百余里”[1]3726，漕运几乎全部断绝。尚书朱衡以南阳至夏镇一带“地高土坚，黄水不侵”为依据，奏请在盛应期所开河道的基础上，重开南阳新河。南阳新河的开凿，是明代“避黄行运”的开端。

为了摆脱黄河对运河的干扰，万历年间，李化龙主持开凿了泇河，由夏镇至邳州直河口，避开三百里黄河之险；康熙二十五年，靳辅开凿中河，由张庄运口起，经骆马湖过宿迁、桃源至仲家庄，又避开了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泇河与中河的开凿，实现了运河与黄河真正的分离，使“避黄行运”的实践获得了成功。避黄行运保证了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泇河的开凿

南阳新河开通后，南阳至留城间的运道有所改善，但留城以下仍需借黄行运，在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的威胁下，漕运依然受阻。隆庆三年（1569年），总河翁大立首次提出开泇河的建议，未被采纳。此后，多名朝臣就是否开凿泇河展开了长久的争论，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始通。

泇河开凿引起争议，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泇河所经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不适合开凿运河。梁城、侯家湾、葛墟岭一带是绵延数十里的山丘，“顽石不可凿”；若开运河，需引湖水，微山等湖不可修筑堤坝，容易引发水患。其二是泇河距黄河较近，可能仍然受到黄河干扰，开泇之后，治理黄河的工程可能会变成黄运兼治，过分耗费人力物力。但由于黄河水患日益严重，到了万历年间，明政府不得不接受李化龙开泇河的建议。

隆庆三年（1569年）,黄河在沛县决口，运河茶城段淤塞，两千余艘漕船滞留邳州。翁大立建议开通泇河，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避秦沟、浊河之险，以通运道。恰逢黄河水落、漕运复通，这一建议遂被搁置。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决口，翁大立再次提出开通泇河的建议。此时潘季驯任总河，封堵决口，使黄河归正、漕船获通，因此开泇之议又没有实行。万历三年（1575年），总河傅希挚提出“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的建议[2]102，也因工期太长、花费太多而被迫中止。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