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方面的改变又给思想方面的变化带来很大的空间。商人阶层的崛起，商人地位价值观的变化冲击着原来根深蒂固的“四民观”。再加上因贸易交流，西方文化的传入，以及明代中叶王学所掀动的布教平民讲学之风，之后所形成的讲学会，这些都使得明末思想呈现出活跃的开放性，明末,有了一种“事事皆可入学”的新风气。正因为明末思想呈现的这种活跃的开放性，一位域外的传教士才能够对本土文化中最核心的王权与孝道等规则和观念的批判成为可能的事，客观条件的许可使得利玛窦得以参加明末批判思潮的合唱。[7] 同时，明代社会有具有本土性的制度化宗教道教、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生活多样化也显示了宗教观念的多元化趋向。[7] 这使得同一个人可以对不同的宗教进行兼容并包。社会思潮多元化也可为个体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条件，而信仰危机往往是伴随着多元的信仰，但是缺乏某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信仰产生的，这也是促使徐光启宗教观转变的因素。

2、国外

（1）西方天主教对外扩张

    十六世纪晚期的西方,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其近代化转型基本完成。在近代人文精神和实验科学的冲击下,天主教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为此,耶稣会决定把基督教世界主义精神推广到遥远的东方,希望在地广人稠的中华帝国重建起基督教昔日的荣耀。

（2）天主教活动的发展

明末天主教结社运动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具有文化基础，社会活动也活跃起来。也曾建立一些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组织。[8]有些理论会认为基督教的社会活动不够活跃，在中国也缺乏文化基础。但是，通过明末举行的天主教结社运动表明,中国天主教徒曾经建立了比较积极进取的民间社会组织。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

（3）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成为近代以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的方式。传教士借助科技传教,介绍先进的文化，与人合作翻译书籍，其宣传的科学知识中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和哲学观，算学中传递着西方的逻辑思维，而地学则是体现了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它也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夷夏观念。[9]西学的传入，给传统的儒学带来了很大冲击，也刺激着一部分志在挽救处于衰颓中的明王朝的学者，令他们反思现世，积极的吸纳优秀的外来思想，改造儒家的思想体系，以寻找新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也促进儒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二）利玛窦传播宗教、学术情况

明末，一个公开的宣讲基督教的普世性，并且坚持其排他性的传教士难以在中国立足。同样，选择不恰当的路径来适应中国民情的传教士又会使其本身的特性丧失殆尽。而这两难处境，也令利玛窦通过借鉴范礼安的构想确立了一条卓有成效的传教路线，立下了“利玛窦规矩”。利玛窦改变了罗明坚穿袈裟，称“西僧”的旧例，改穿儒服，从而完成了从“附佛”到“合儒”的转变。利氏深谙“一名知识分子的皈依较许多一般教友更有价值”的道理，为减少阻力，采取自上而下的宣传与福传，先去影响占据着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此外，通过科技作为敲门砖来间接传教，所谓“传道必先获华人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10] 如利氏与徐光启合作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此后，徐光启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又写了《勾股义》、《测量异同》。于1605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了《浑盖通宪图说》，同年，徐光启因受利氏地理观与天文观的影响，撰写《山海舆地图经解》，里面以“正、戏、别”三论来解说天地并为圆体。利玛窦想通过宣扬科学的正确性这条途径以隐含天主教的正确性。相较于龙华民的急于求成，利玛窦选择了“著书”这种更稳健的方式。他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中国人喜欢以文会友，而这种心理与习惯产生的后果便是：于中国印在书上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真理。于是他采用了“哑式传教法”。而徐光启也在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接触以及阅读相关天主教书籍中受到影响，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在天主教教义中找到某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满意答复，如对生死困惑的解释等。同时，一些书中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内容也深深地吸引了徐光启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