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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晚清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已经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由忧患意识引发引发的经世实学产生并且成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清代乾嘉考据学的考据求实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之中将清代的考据学划分为了三个基本的阶段：第一阶段即启蒙阶段，出现在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第二阶段：全盛时期，出现在乾隆、嘉庆时期；最后是蜕变时期，出现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皇帝时期。，由于考据学的全盛时期出现于乾隆、嘉庆时期，所以又称“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清初顾炎武倡导的考据实学的延续和发展，它继承了清初考据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有所变化。那就是迫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而逐渐抛弃了顾炎武高擎的“经世致用”大旗，转而专做考据训诂上做文章。在考据训诂上，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乾嘉时期的学者，采用了汉代学者使用的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但在求实的这一宗旨上，与清初考据学家并无区别，与“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仍是摒弃的，与“宋明理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乾嘉学派的学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对于文学、古文献的严谨治学的态度。而宋明理学，主要是研究以儒学为主的学术问题，同时还受到了道家，道学甚至是佛学的一些影响。宋明理学主要讲究的是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社会伦理纲常的认识，而乾嘉学派更多的注重的是证据的罗列。
“乾嘉学派”治学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他们非常的注重师承。一方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注重文字的训诂，考订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在经学方面的研究，他们更加的注重专业性。如皮锡瑞所言：“传家法则有本源，守颛门则无淆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流传下来了许多典籍。由于流传的时间过于久远，在古代这样科学技术并不发达、靠口耳相传或手抄情况之下，必然存在着古籍文献缺失、的状况，那么考据学产生的外因就是因为文学家们对学问严谨态度以及对学问的追求，使得他们在考据学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最终发展成为考据学，跟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于考据学家来说，个人必须拥有者足够的知识储备，以及灵活的头脑，对于古文献，古代的历史，需要及其的了解和熟悉。毕竟古文献记载的是古代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辨别文献中记载的真伪以及漏洞，需要结合文献编写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状况，才能正确辨别。除此之外，还需要考据学家们拥有强大的逻辑思文能力，以及严谨并且求实的治学态度，才能在历史这个浩瀚的文学中整理出来条理，把握好历史的节奏，不至于被古文学牵着鼻子走。最后，不得不说下比较小但是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身为一个考据学家需要有机会接触到较为多的历史文献和典籍。一般清贫人家的穷苦读书人是不会有较多的机会接触除科举意外的其他书籍的，清代那时候的古书流传，主要是靠民间的文学篆刻等。
那么清前期的考据学家们为什么会重视考据而忽视经世致用呢。在清前期的学术研究中，史学界对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有着三种不同的代表学说，分别是“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我个人认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学者们之所以重视考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相当大的联系。清初的文字狱是一大重要因素。章太炎说过：“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4]。”清初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有些因为某些敏感的词语或者句子，就惹来杀身之祸，这些不得不给考据学者们一些警示，对于他们的治学内容、形式等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学者们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就会很自然的将学术的重心转移到考据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