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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走”情节模式历来是曹禺剧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曹禺“出走”叙事安排的主体是男性人物，安排男性为主体是由于女性为爱而活，依附于男性，安排人物“走不出”的思想蕴涵是人物由浑浑噩噩安逸存活于网中到清醒后无路可走，人物必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冲破网的束缚，安排人物“走不出”的结构需要是推动戏剧的发展，这种情感与剧作发展的逆向表达，不仅表现了作家写作的高超技巧，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人这一问题的深刻思索及对于网中人的深切的悲悯。2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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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关键词：曹禺剧作 出走 叙事安排
曹禺剧作无疑既是舞台表演的宠儿，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文学意蕴。自其处女作《雷雨》问世以来，曹禺的剧作就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成为中国现代剧作的一座丰碑。对其剧作的研究也是一直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深入，并越来越广泛。从对剧作的结构到对剧作意义的探索再到其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曹禺剧作中有关“命运”等主题内涵的探讨和近来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了解曹禺及其剧作的宝贵财富。而曹禺剧作中的“出走”情节模式更是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其剧作的“出走”情节模式尤为明显，这是我们轻易就能够察觉得到的，据此有人认为“出走”是“曹禺创作前期的总主题”。 这种模式可以说几乎是贯穿了其整个剧作的创作生涯的，也正是这些“出走”情节，为我们创造出许多生动的“出走”人物，为文学史留下光辉的一笔。
一、“出走”叙事安排的主体：男性
曹禺剧作中的“出走”始终贯穿其剧作生涯，在每一个剧作中，人物总是处在“出走”环境下，而作者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曹禺剧作中发生“出走”行为的人物：周萍、繁漪、四凤、方达生、陈白露、仇虎、金子、曾文清、愫方……这些人物的“出走”各式各样，有的想要走，有的不想走，有的想要走但却“走不出”，有的虽然走了，但也不知道去哪……每个人都与“出走”这个动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关系，可以说“出走”这个行为已经是曹禺剧作中使戏剧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动力，那这么多的“出走”人物，是不是全都是承担“出走”这一动作的主体呢？谁才是“出走”这个动作的主体？繁漪、四凤是因为周萍的“出走”而想要“出走”的，陈白露并不要走，金子是仇虎回来要带她走，她才会要“出走”的，愫方则是因为曾文清的回来她才会出走的。那么在这里，女性人物其实并不是剧作中“出走”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行为无不都来自男性人物对自身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女性人物是依附于男性人物的。这样说来，曹禺剧作中的“出走”主体其实是男性人物。但大家似乎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些女性角色简直就是娜拉角色的不断塑造，“鲁迅曾指出：娜拉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回来了，陈白露堕落了” ，这里便是将陈白露看作是出走后的“娜拉”，并且她最终堕落了，这是认为陈白露是想要“出走”的。“曹禺早期创作的话剧……中也继承了娜拉的形象和‘出走’这一主题。” 这就直接将曹禺剧作中的女性当做是显示“出走”主题的娜拉形象了，这同时也是认为这些“娜拉”们也想要“出走”。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不认为曹禺剧作中的这些女性人物是想要“出走”的“娜拉”，她们皆想摆脱曹禺剧作中所创造的家这个牢笼。这样就很容易认为曹禺剧作中女性人物是“出走”的主体，曹禺关注的是这些女性的“出走”问题。但是，这些女性人物并不是“出走”的主体。首先，不可否认，曹禺剧作中确有女性“出走”问题，诸如我们熟悉的愫方、金子等，而曹禺对女性的关注以及描写也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其剧作中的女性形像的确惹人注目，其众多的女性形象极其独特的个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能够引起我们无限的悲悯，我们也能感受到她们的苦苦挣扎，为着她们的点点滴滴而牵动心肠。但这并不能就此就认为曹禺剧作中的这些女性人物是“出走”的主体。另一方面这与娜拉所掀起的女性“出走”热不无关系。这样，被束缚的女性加上“出走”问题就使得这些角色很自然地被冠以娜拉的称号。但曹禺剧作中的这些女性人物是想要“出走”的“娜拉”吗？她们是否不堪忍受家庭束缚而最终走上了追求自由的道路了呢？回归作品，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其剧作中所主要展现的是男性人物的想走而走不出的无奈，围绕男性人物的“出走”来构结全剧，而女性人物的悲与喜是在男性人物的“出走”中得到更为真实的展现，她们的生活与男性人物息息相关。而之所以是这样的状况，这与曹禺剧中女性人物为爱而活的追求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