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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笔下也经常出现一些暴力与残缺，来释放这些童年所受的精神煎熬，也是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虑与关怀。从《生死疲劳》来看，西门闹在地狱中所受的“油炸”酷刑；西门驴勇斗恶狼的描写；西门金龙毒打西门牛的场面以及蓝解放开枪自杀，这些都是莫言童年时期精神困惑的释放。《生死疲劳》中还有许多身体上有残缺的形象，如脸上有巴掌大块蓝痣的蓝脸；不能生养的白氏；一剪头发就流血不止的黄互助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寄寓了莫言本人对于生命的理解，是作者内心对饥饿、孤独、暴力等负面情绪的有效排遣，生动地构建了莫言作品的生命基调并在自己的文学王国中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
莫言以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他的一系列作品润色，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他架构自己的童年记忆，在作品里加入自己童年时的苦难经历，阐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而高密东北乡是他的灵魂家园，他创作的所有人物形象都离不开这片地，“高密东北乡”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学概念。同时,莫言将他对人的生命强力萎缩和消隐的关注,以及对强大生命力的颂扬和呼唤,都寄托到了其作品之中。
四、莫言对生命意识呈现的意义
中华民族生命韧性非常强。中国人自古就有生死轮回的观念，他们坚信灵魂不朽，喜欢把现实中没有实现的愿望寄托于来世。他们甚至把死亡看做是一种安慰。对生存和死亡都抱有一种顺应的态度。并且中国人在生死上讲究因果报应，死后升入天堂或坠入地狱。得道者，升入天堂，成为一方神袛，譬如众所周知的关羽、秦叔宝、尉迟恭等；失德者，坠入地狱承受各种酷刑，这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常有体现，往往是死后化为厉鬼，施虐报复陷害家人，延及无辜。国人向来乐于积德行善，认为多行善事必有好报。莫言小说中确是一种与之相反的观念，地主西门闹在人间三十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勤俭持家，却被冤死。他的灵魂不愿屈服，他的善举却得到了恶报，与中国传统善有善报的生死观念是相悖的，作者通过如此描写，是要达到对当时黑白颠倒的混乱社会强力申诉的目的，也是对西门闹顽强生命力的颂扬。
作家对笔下人物生命力的呈现，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无丝毫还手之力，任人宰割，主权尽失毫无尊严，整个民族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命活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家对生命意识的书写成为主题。从鲁迅、郭沫若到老舍、沈从文。如《摩罗诗力说》《斯巴达之魂》就是对“生命力”的呼唤，表现出作者对拯救没落衰败民族的渴望，希望为这个沉睡的东方巨狮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11]这样的描写是鲁迅对生命力的呼唤。鲁迅的大多作品冲充斥着对国民性的批判，他对民族无限热爱，所以才能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失去生命力的痛苦绝望。当进入二十世纪末期的时候，中华民族逐渐树立起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我们重塑生命活力的时候，莫言对生命意识的思考和书写犹如一股甘泉，给我们新的启发和思考。
《生死疲劳》是作者心中浓烈生命力的一次爆发，通过塑造典型角色传达出莫言对生命意识的深层次思考。如来自沂蒙山区的刁小三，这是一头未经驯化的野猪，它足智多谋有着高贵的心性，后因遭受了人类的阉割而愤然逃离猪场，成为沙洲滩上的野猪王，过上了自由自在又有尊严的高贵生活，传达出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对原始生命力的渴望；又如蓝解放，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毅然放弃了副县长的职位和远大前程，背负着亲人朋友的不解与谴责，背井离乡，走上与生命抗争的艰途。多年之后，当他终于得到了亲人的谅解，准备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亲人却相继离他而去，连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未出世的孩子也失去了，但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压垮这个坚强的男人，反而使他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真谛，这是莫言精心谱写的生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