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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福贵第一次见到家珍的场景：
家珍还是一个女学生，那时候城里有夜校了，家珍穿着月白色的旗袍，提着一盏小煤油灯，和几个女伴去上学。我在拐弯处看到她，她一扭一扭地走过来，高跟鞋敲在路上，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我眼睛都看得不会动了，家珍那时候长得可真漂亮，头发齐齐地挂在耳根，走出去时旗袍在腰上一皱一皱，我当时就在心里想，我要她做我的女人。
从家珍的穿衣打扮来看，她“穿着旗袍”、“高跟鞋敲在路上”、“头发齐齐地挂在耳根”，由此说明家珍并不是旧时代的保守女人，而是初具新思想的新女性，她如此打扮，体现了她对美的向往，也从一定层面看出她对新生活是有追求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长得漂亮，生活富裕且有自己追求的女青年，却嫁给了乡下财主的阔少爷，那时候的地主阔少在新青年的眼中都应该是旧社会的象征，而家珍作为一个新时代女青年，却只因福贵请媒人做媒就嫁给了他，从中我们可以断定，米行老板——也就是家珍的父亲一定是同意了这门亲事，家珍也被“在家从父”的思想捆绑，如父亲的愿嫁给了一个素未相识、没有感情基础的地主儿子。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家珍的心里是否曾有过挣扎，但从嫁给福贵后，她的任劳任怨、不离不弃中，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家珍从同意出嫁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将她新时代女青年的身份完全放下了，她脱下了旗袍，换上了粗布衣，自觉转换到妻子的角色中，从此以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论福贵对她好还是坏，不论是富有还是贫穷，不论是生还是死，她都选择陪在福贵身边，做他的妻子，这是家珍认定的死理，以至于在临死前，她对丈夫说“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过”，此时她与他的婚姻早已不是包办婚姻，在细水长流的生活中，他们相互扶持、并肩奋战，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爱情更是化不开的亲情，是希冀着“下辈子一起过”的不离不弃。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性格与温顺的家珍截然相反，是个泼优尔的角色，可即使是这样，也逃脱不了被父亲安排的婚姻，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
本是应该嫁给何小勇的许玉兰，在吃了许三观请她的一客小笼包子、一碗馄饨、话梅、糖果以及半个西瓜后，就被要求嫁给许三观。接着，许三观提着烟和酒去提亲，用他“两人都姓许，生的孩子能接上两个许家香火”的理论说服了许玉兰的爹，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了，并没有考虑许玉兰的意见。这个事事争先不让、蛮横泼优尔的女人，却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如此被动，当命运被随意篡改时，她并没有做出激烈的抗争，只能用自己的眼泪无声地表达了她的不满与委屈。尽管她也曾为不嫁给许三观作出努力，但她只是将希望寄托在何小勇身上，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替自己“还债”，并没有尝试自己改变命运。何小勇的不争气最终使她绝望，才死心塌地嫁给了许三观。许玉兰将婚姻的希望放在他人身上，也是婚姻无法自主的表现，她不能自己主动选择结婚对象，只能通过让男人提亲的方式被动的选择。
（二）母亲依附于父亲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母亲则较多依附于父亲。因此在几部小说的家庭中，母亲的地位永远是低于父亲的，她们作为一个女儿、妻子与母亲，始终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德所束缚，自己的人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再属于自己，而从出嫁的那一刻起，就将丈夫作为了自己生命中的附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