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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冥间的官场方面，两本书大体相同，只是《子不语》在描写手法上不如《聊斋志异》来的出彩，但在揭露官场黑暗上其实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阴间官场是人间官场的影子，通过实写阴间官场来达到揭露人间官场的腐败与黑暗的目的。《子不语》中卷八的《蒋厨》，通过蒋某的家厨李贵因夜间行走不慎，冲撞了城隍神的仪仗，差点被捉拿问罪，最后还是因拿出了“三牲纸钱”作为鬼卒的“孝敬之礼”，才被释放的，这显然是人间现实官场黑暗影子的再现。再如卷八的《土地受饿》，通过张某梦见昔日好友顾某在阴间做土地神却“终年无香火”、“往往受饿 ”来表现官吏只有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才可步步高升，想做清官的人往往会穷困潦倒，由此可见，阳间官场是多么丑恶与黑暗。《聊斋志异》也是如此，例如，《伍秋月》中，女鬼被隶卒百般调戏，就是对公门丑恶现象的鲜明揭露。再如，《公孙夏》通过国学生某在冥间捐资获得官职，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但有孔方兄在，何问吴越桑梓矣 ”，可见官场上的钱钱交易。在这一方面，两本书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是他们的相同点。
再次，在科举制方面，袁枚没有直斥其本质，只能看到表面的危害，揭露考生的痴迷功名，考官的昏庸，对其根源并没有揭露出来，这是二者的不同点。《聊斋志异》中“素秋”篇，就指出功名和考题皆可以用金钱买到，只是看价格的高低罢了，如果这只是点出“试官无目”，那到了“司文郎”中，这种考试完全就是庸才的选拔赛，毫无意义。不仅如此，蒲松龄还指出了科举制对世态人情的危害，例如“镜听”一则，就是点出了科举制对于家庭亲情的危害，会读书则家人爱之，不会读书则家人厌之，由此可见，世态炎凉到了何种地步。而《王子安》，则指出科举制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道出了科举制的实质——为统治者挑选卫道士，这一点，袁枚没有揭露出来，或者说袁枚只是写出了这种选才方式的可笑，并没有深入研究，毕竟袁枚还是受过一点科举制的恩惠的。除此以外，袁枚本人是倾向于追求一种隐士生活，这从他的“性灵说”、“著我”理论就可以看出，他是追求一种自然淳朴的生活，当然不会对科举制过多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否认，上流社会滋生了袁枚这一想法，毕竟在那个腐败老化的封建社会中，袁枚想做清官而不得，就只能退居随园，借一些诗词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想法也决定了他不会对科举制深度剖析，只会借一些饶有意的笑话来引起人们一些思考罢了，例如卷十三的《乡试弥封》中的程某因解错题而中，这是在讽刺统治者，却没有深度剖析，换言之，袁枚并没有揭露出实质，他只是理智的逃离了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