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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智利驻日公使称：当前欧洲在进行战争，而且伦敦距离智利太远，很不方便两国进行磋商，近期本使会由奉天到北京观光贵国，如果贵国有诚意，可以在北京与贵国政府商订两国通好条约，将来等双方政府都批准之后，再进行条约的续订[6]。随后中国外交部称会尽快办理。随后，外交部将条约本面呈袁世凯，并很快得到批准。智利方面进展比较缓慢，直到1916年2月才获得总统批准，双方决定于2月4日进行换约。
《中华智利通好条约》共五款，条约主旨就是规定两国通好，互派外交使节。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其中的第二条：“智利政府均得派外交代表、总领事、正领事、副领事、代理领事驻扎京城，得享有同等之一切权利待遇，其他特许免除之例，均与其他最惠国之代表等一律。”[7]此条款的主要涵义就是双方外交代表互相享有最惠国待遇，条约中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且没有明文给予智利领事裁判权，所以它可以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也在当时备受赞誉。但《中智条约》至少是条文中首次未明文给予领事裁判权者，为后来收回国权时拥有解释坚持的空间，是订约上的极大突破。
（三）中国与瑞士订约谈判
1914年，瑞士国政府公使向中国外交部致电表示愿意与中国订立条约，他先以个人名义探听中国政府的意见，北京外交部随后呈交大总统袁世凯：瑞士是欧洲的中立国，在德国、法国、意大利之间，而且还是世界国际会议召开的地方，国际公会的事务所设在瑞士首都伯尼尔，它和荷兰的海牙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的侨民在瑞士居住的人数不多，但是就国际关系而言，如果与瑞士订立条约派驻使节，在外交上将对我国将大有裨益。正好瑞士公使有这样的意向，可以趁此机会与其好好协商。随后，中国外交部致电瑞士声明中国有与瑞士国联好的意愿。瑞士公使表示十分感谢，并随后与议会商定，随后给予中国正式答复。但是，由于欧战的爆发，中国忙于应付日本，与瑞士的交涉暂时中止。
由于中国后来加入了欧战的协约国，在1917年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应美国的对其采取一致行动的要求，北京政府随之与德国断交。但由于中德断交，造成了中国与欧洲各个使馆联系不便，所以在瑞士设立使馆迫在眉睫。外交部决定与尽快瑞士接洽，互派使节，续订通好商约或设立领事馆。瑞士方面回复北洋政府法国、意大利各国领事都有领事裁判权，瑞士不能独自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旅华瑞士公民向来托他国进行保护，如派使、设领事诸如此类事项，一时极难实行。此时可以先派使节，其他事情随后妥善协商。外交部详加斟酌后仿照民国四年所订立的《中智条约》，与瑞士订立通商条约，设立外交大使。后来由于府院之争的持续进行，总统府与国务院争执不下，大总统黎元洪免除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职位，政局动荡。紧接着就是一场闹剧“张勋复辟”，后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讨平张勋，夺得北京政权，此时政局一片混沌。
同时中瑞订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驻法瑞士使节对东方情形不太熟悉，恐怕难以很好的办理此事件，所以商定谈判地点由巴黎转移到东京，办理相关事宜。中国政府随后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由章比照《中智条约》全权负责与瑞士驻日公使妥善商定条约的签订问题。两国商定过程中，瑞士政府对领事裁判权十分注重。最后经过协商，《中华瑞士通好条约》终于得以签订。它与《中智条约》大抵相同，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附件。关于领事裁判权，瑞士享有现在及将来与最惠国同等的待遇和权利。待到中国将来司法制度进行改良之时，瑞士应与其他国家一样共同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附件给予了瑞士领事权，在一定程度上开了民国外交上的恶例，但是在当时国际背景下，中国参加欧洲战事，迫切要在瑞士设立使馆，探取情报，在这一点上也可能被瑞士国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