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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范教育的确立急需新式师资：留学日本成为枢纽
1、近代师范教育初萌芽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师范教育的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西学的冲击下，改革人士的努力和日本教育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应运而生。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在20世纪初，随着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各地开始兴建各类的学堂。随着学堂的增多，大量的师资缺乏的问题便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而教师自身须先接受新式教育，才能教书育人。故当时社会和人们开始将师范教育作为改革的重点。有言：“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进步，急激，莫不公认教育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无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 。师范教育成为了清末社会的当务之急。在梁启超在《论师范》中也这样谈到:“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欲故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 。 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文新人士梁启超介绍了日本先进的教育并设想了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促使了近代师范教育的发轫。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有识之士对西方先进教育知识的引进，师范教育应运而生。
2、学堂建立，师资问题成难题
世纪之交，新式师范教育初见端倪。随着南阳公学师范院的创办，之后，清政府于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馆”，张骞在江苏设通州师范学堂，开创了独立师范学堂教育的先河。据“1910年统计，清政府设立的师范学堂（包括各类的师资训练机构）共145所，学生共28572人” 。但是早期的师范教育存在着明显的缺憾。 第一：早期师范学堂的创办中，大多数学堂基本是聘用日本教习为主，因为一般像中国传统的科目国文、修身是可以由旧科举出身的人充任，但像新式科目所需要的师资则是中国传统的科举人士无法担任的，需要新式的师资来担任。师范学堂创立之初，既无经验，又无师资，于是清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日本，甚至师范学堂大多聘用来自日本的教习。第二，清末的师范教育没有直接形成独立体系，而是像科目一样，成为高等学堂和中学堂的附设科。首创师范教育，先前无任何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只有将其附设在学堂中。第三，师范学堂的数量少，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江浙，上海、湖北和广东等地，没有在地区创办新式学堂，地域分布十分的不平衡。第四：学堂的创办在课堂的设置和时限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例如创办南阳公学师范馆的盛宣怀和通州师范学院的张謇在招生，学习年限，教科书的使用等方面带有主观的意识，未形成统一的管理系统和体制规范。尤其是师资问题，成为了师范教育的发展的主要难题。
接着，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和1903年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将师范教育纳入学制体系。并且制定了有关师范教育的一系列章程，对师范教育有了系统和详细的规划，形成了师范教育的独立系统。但是无论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也都存在着缺憾，第一，带有较为浓厚的封建色彩，将孔孟的思想作为立教之宗。师范学堂的学生考试依然按照旧有科举的考试方式，毕业之后给予和以前科举的出身资格，但当时就科举制度早已废除。第二，这两个学制基本是模仿和借鉴1900年日本的学制，无论是从结构体系、课程设置、学习年限还是在指导思想上（都突出社会本位价值观，把教育作为实现国家教育的目的和手段，把人当做国家的利益的工具）基本与日本相接近，没有结合当时中国的师范教育，有模仿而未有变通。尤其是在知识（课程学习）方面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