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用三年创作出的作品，于 2011 年获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表达了人物的精神孤独，他们不断寻求出路，最终获得心灵慰藉的过程；作者对明清古典白话小说的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口语化语言； 叙事复杂却又达于奇谲，情节真实生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37191
- 上一篇：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 下一篇：从海德格尔的“物”出发追寻“物”
[毕业论文关键词] 孤独 寻找 叙事方式 个性化
《一句顶一万句》自 2009 年出版尤其是从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引起关注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新奇的故事，荒诞的叙事，其作者刘震云在文坛也引起了更多专业人士的注意。 刘震云是当代文学届中很会讲故事的一个人。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祖孙三代人延宕百年的“寻找”，以极“绕”而又直爽的语言勾连起平凡的生活经验，体现了中国人精神的孤独。《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独具个性，叙事复杂却又达于奇谲。此外，语言繁复，又别具特色。《一句顶一万句》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新颖的主题 《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称其是一部“立心”之作。1关于小说的主题，还有人认为它是“幸存者”乡土经验的传授；或者是作者刘震云在日常琐事中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笔者认为，《一句顶一万句》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孤独和中国人心灵的寻找。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与周围的人说不着，或与自己说得着的人实在太难得，或者本来还有说着的人，结果时过境迁，就说不着了。小说中人与人之间沟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说”，无论“说得着”还是“说不着”，人在精神上都是孤独的，正是如此，小说中的主人公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祖孙三代人展开了寻找。杨百顺找的是自己唯一说得上话的巧玲，实际上是怕自己再没有心灵的归宿；曹青娥表面上寻找的是延津，实际上是找自己的归属；牛爱国找的是一句话，实际上找的是心灵的皈依。在只讲求物质富足的社会环境下，“说”是人们所有的精神寄托，更是人们精神孤独的反映。通过“说”，人们可以暂时消解孤独，从而感到满足。杨百利的“喷空”，作为虚构的故事的讲述者，在没有听众的时候，自己在脑子里将故事一遍遍的过，并沉浸其中。老鲁“走戏”时或摇头晃脑挤眉弄眼，或唉声叹气自己生气。杨摩西第一次看老鲁走戏，竟以为他犯了癫痫疯，吓了一跳。老鲁的“走戏”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表达，为无聊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人类的孤独似乎是人的宿命。人们之间交流的目的非常明确，牛爱国为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历尽千辛万苦寻找“指的上”的三个朋友，最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老杨事事找老马出主意。杨百利跟老万走，当了司炉，还是因为老万可以听他“喷空”。这种务实的交流本质上根本没有摆脱孤独感。 “在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中，看似热闹的人际关系里，每个人都是格外的寂寞与孤独，人与人都隔着虚假的面皮。”2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的两位主人公，历尽生活的艰辛，各自为心中唯一的一点希望而展开寻找，努力摆脱。杨百顺的生活在小说伊始便坎坎坷坷，上不成新学，杀不成猪，染不了布，破不好竹，种不了菜，当不了家，放不下脸，所有的这些坎坷都比不上巧玲丢了。
寻而不得之后彻底离开了延津，去了咸阳，开启了新的孤独生涯。牛爱国当兵回来后，与庞丽娜结婚，结果事事不顺，庞丽娜出轨，朋友生疏，最后自己的婚姻弄得不清不白。出门假找庞丽娜后，去了延津，去了河北，只为一句话毅然出走。祖孙两人的寻找略有不同，牛爱国的寻找，目的更加明确，也更主动些，但是两个人的寻找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为了得到心灵的慰藉。 二、独特的叙事方式 刘震云的小说在叙事上没有刻意为之的技巧，有的只是平实、单纯的娓娓道来，叙事复杂却又达于奇谲。刘震云是一个有着超人智慧的作家，更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在叙事上也有着自己独有的个性特征，并且蕴含着丰富的内蕴。 在分析《一句顶一万句》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将刘震云此前的小说作品在叙事上进行一番概括。198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塔铺 》是刘震云的成名作，标志着刘震云由模仿转入有特色的创造（从艺术上看，刘震云早期的作品如： 《江上》、《都市的荒野》属于模仿性的创作），此后又先后发表了《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小说。从小说的叙事的叙述人称上来看，刘震云的小说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以《塔铺》和《新兵连》为代表。《塔铺》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身边发生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形形色色而又平淡自然。“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又参与故事进程，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我”有自己的经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进补习班，对李爱莲的萌发了爱慕之情，并如愿以偿获得芳心；在“我”参加高考之时，我们的爱情变得成熟；而就在“我”考上之后，获得成功时，我和李爱莲的爱情也宣告终结。《新兵连》中的“我”不再是书中的主人公，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存在。“我”作为新兵连中的一员，目睹了那些来自河南延津农村的新兵，为争取进步，有个好的归宿而勾心斗角，直至新兵连解散，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滑稽剧。“我”见证了人性的丑陋和变态，体现的是作者的悲剧主义人生观。《新兵连》的结尾处“我”得知老肥自杀的消息后，望着戈壁滩的天，走向了火车站。 第二种是刘震云创作的以《单位》、《一地鸡毛》为代表的小人物和官场系列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他”。此时的叙述者作为一个全知的人，并没有充当小说中的具体人物角色。《单位》中的小林积极追求进步，他追求进步的突出体现是“入”，于是他打水扫地，主动分梨；他向组织靠拢，送礼给女老乔，给老张搬家；他积极缓和同事关系，送蝈蝈给女小彭。在结尾，小林告别女老乔，回想女老乔在单位消磨一生，最后只有自己的一声“再见”相送，真是可怜。女老乔的确令人同情，小林的同情更突显了单位这个群体的无情与落寞。在《一地鸡毛》中，小林面对家庭和单位里的各种不顺，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各种障碍。叙述者冷静叙述，小林的遭遇表明了正常人的精神活动和情感指向已经被日常琐碎的物质极大的压抑和扭曲了。 小林也完成了从一个无知的年轻后生转变成世故的职场达人。 第三种是从《故乡相处流传》开始到《故乡面和花朵》，再次采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虽然这里也采用第一人称，但与前面的第一人称又有所不同。小说中的叙述者可以是叙述人本身，或书中的人物，或“隐含作者”。《新兵连》中的“我”是叙述人、人物和隐含作者三者的统一；《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他（即小林）”这个人物与隐含作者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中的“我”是人物，参与故事，也是叙述人，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观察者。此时的隐含作者已经不能和叙述人兼人物的“我”划等号了。隐含作者把“我”当成了反思的对象。 《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多数时候选用了第三人称叙述，直接使用人名，而且多用“老X(姓氏)”代替。作者进行了精心的心理描写，受人称本身限制，这里的描写没有直接为人物代言，而是通过他人之口转述，如此小说的表现力似乎有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