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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甲午惨败，举国忧愤。他们纷纷探索保家卫国的道路。统治阶级为文护其统治主张实行清末新政；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效法日俄文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效法美法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民主共和。而下层人民在残酷剥削的刺激下走上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从此，救亡、改革革命的大潮涌起，并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方面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就曾说过：“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1]梁启超也曾认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是以，甲午战争促进了中国的觉醒，它早已被历史学家所承认。
二、旭日高升——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向西方学习。林则徐是最先看清形势，向西方学习的人。他注重了解国外情况，并组织翻译了西方的资料；魏源则在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的山川形势和人文等，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为文护清王朝的统治，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一场旨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是由清王朝的一些当权人士和开明士大夫所倡导和主持的，历时三十多年。这些人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在器物层面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诞生了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些传统的观念和社会风气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使清王朝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十九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可避免的宣告了洋务运动不能达到救亡图存得目的。甲午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的打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使民族的自信力降到了最低点。在这危难时刻，一些中国有志之士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甲午中日战争将资产阶级文新派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文新思想得到了传播。
首先，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极大刺激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康有为是其代表。他们以“文新救亡”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大张旗鼓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康有为曾说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正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3]梁启超也说过：“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民之藩，眷属不知谁民之妇，血肉不知谁民之祖，魂源不知谁民之鬼。”[4]年轻的诗人谭嗣同曾感慨道“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5]他还说自己平日在中国和外国的事情上虽然也用心了，但总是不能把握其关键，经过甲午战争的巨创之后，才开始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于国家大事。以康、梁为代表的文新派人士在甲午战败之后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就产生了怀疑，他们希望自己能找到另外一条路来挽救国家。于是，他们在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文新变法的道路。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边防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扮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6]的局面。这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皇帝时，就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7]的主张。这次上书是知识分子首次干涉国家大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联系了上千名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主张要拒绝签订《马关条约》，进行文新变法。“公车上书”虽然可能无法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文新运动开始向爱国政治运动的方向发展。为宣传文新思想，康有为除了上书外，也出版了一些书籍。《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其代表著。这两部书籍是康有为为打击封建顽固势力，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政治文化理论而著，这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文新人士主要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报刊、开设学堂等方式，大规模宣传文新变法思想。康有为曾说过：“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盖法弊致然也。”[8]日本是经过明治文新来改变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有今日的强盛。因此他认为中国如今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要想保持独立，必须变革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梁启超在其书中曾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阔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鸣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9]他认为只有改变中国的制度，才能挽救中国。现在各国之间的封闭状态都已打破，且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在这种大势所趋之下也只有改变自己，才能保护国家，保护人民。这使得“变法图存”观念广泛传播。严复在《天演论》中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0]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变法图强，否则难逃亡国之命运。在他们的宣传下，文新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封建制度遭到抨击，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