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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二战后变得如同一座废城，环顾四周，少有完整的房屋，道路上满是无家可归和乞讨的人，孩子由于缺乏食物已经无力哭闹，他们的父母脸上充满了对未来的绝望，老人面黄肌瘦，望着天空似乎在想些什么……面对这一切，德国人的心灵遭到了巨大打击，更令他们心碎的是，国土的分裂——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但他们也无能为力，民族自尊心也只能被压抑在心底。但从20世纪五优尔十年代起，随着关于二战历史真相的逐个揭露，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面对历史上所揭露出的关于本国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也开始调查自己的父辈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同时也反思自己现在又该做些什么？而且面对有的前辈对历史反思的消极态度时表示不满，甚至在家庭中引发了冲突。令人欣慰的是，德国的一些政治家正确的言行倡导和认知态度，引领了德国民众开始了对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承担起那份所应承担的责任
二、勃兰特上台前德国的背景
我们前面讲到，二战后德国民族开始了对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从政府到民众，形成了一种民族性反思浪潮，而在这一浪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也许就是勃兰特了。特别是勃兰特总理下跪华沙，这充分让我们相信：德国人真的反思了。那么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勃兰特上台前德国的状况。
战后美苏两国使世界保持着恐怖平衡，但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文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而德国在此过程中，也积极地以身作则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正如阿登纳在1945年说过一句话：“德国人低头了，但……他们没有倒下。”[4]他也是二战后第一个民选出来的德国总理。
如果细细的研究德国历史的话，从普鲁士时期的俾斯麦到纳粹时期的希特勒，德国都推行一种军国主义政策。当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就紧紧的跟随美国，连其外交政策也与美国的“冷战”保持一致。在1969年勃兰特上台之前，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在执政，它实行的政策也与美国对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相呼应。尽管，德苏之间出现过缓和，如1955年阿登纳总理对苏联的访问，两国从此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随后推出的“哈尔斯坦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原本缓和的关系一下变得僵硬，严重的是，西德与东方阵营的国家外交关系低落到冰点，以至几乎全部断绝。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勃兰特上台之前，德国在世界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的大背景下，推行的是一种僵硬的外交政策，这对“冷战”来说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于正在进行历史反思，力图改变穷兵黩武的形象、力争文护和平的德国人来说，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三、勃兰特政府采取的反思措施
1969年9月28日，社会民主主席勃兰特在西德大选中获胜，成为西德总理中第一位社会民主人。鉴于上台前德国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关系，上台后，便开始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在外交上，停止以哈尔斯坦主义为标志的僵硬的外交政策，勃兰特推出了以力争实现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交往为特征的新东方政策，力图改变以往对立形象、与他国和平开展外交关系。1970年，勃兰特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到达华沙时，受到波兰官方的热烈欢迎。当机场开始奏响德国国歌的时候，波兰人的脸上开始显得凝重。因为这使他们想到纳粹时期德国对波兰同胞的种种伤害，同时，勃兰特自己心里也明白正如徐永森在他的书中所说“二战中，波兰伤亡巨大，有600万人丧生。” [5]后按照日程安排德国代表团到犹太人街区殉难者纪念碑前举行纪念活动，当活动正在进行之中时，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勃兰特——西德总理，在当时德、波官方和各种媒体面前，扑通一声跪在了纪念碑前。勃兰特的这一行为，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而且他也从未向任何人商量过这一件事。东道国官方更是不知所措。这一行为，随后也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各种评论都有。对于西德有些人来说，认为这一行为有辱国格，当勃兰特听到后，他却说：“对于我这个做法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赞同我的。” [6]其实，勃兰特自从担任联邦总理以来，就试图改善与别国的关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从他的人生生涯中也可看出来：勃兰特1913年出生于德国北部的吕贝克，从小跟着外祖父一起生活，因为外祖父是一位坚定的社会民主人，因此在他的心里很早就播下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二战期间，希特勒残害一切进步人士，为了免遭迫害他改用文利•勃兰特这个名字，并到了丹麦，在别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因此，他从小对德国的纳粹就是抵制和反抗的。对于波兰来说，勃兰特，贵为西德总理，是西德的代表，他的这一跪，使他们看到德国民族深深的自责和忏悔，他们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认为，勃兰特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高！因为他采取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方式，一般人都很难做到的方式，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响，不仅赢得了波兰人的谅解，也开始得到世界的原谅和赞赏，同时也为德国树立了新的形象。因此，当时有评论道：“勃兰特总理的这一做法，代表着德国对历史的认知态度。” [7]勃兰特之后的科尔总理也在波兰和以色列的遇难者纪念碑前采取了这一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一直都用崭新的、积极的心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