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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2］
虽然苏轼阴差阳错未成状元，但其以卓越的才华和政治见解走进了欧阳修的视野。金榜题名之后，苏轼循例写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恩师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概括了宋建国以来文学发展的历程。欧阳修读完赞不绝口：“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1］更是预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3］呈谢书之后苏轼去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谈话间，欧阳修问苏轼：“你试卷中提到远古尧帝时期的典故出自何处？”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待其走后，欧阳修重读并未发现其中典故。下次见面又问苏轼，苏轼答：“孔融因曹操之问而言无所依据，以今推古，想当然罢了。学生也是效仿如此。”欧阳修听罢，退而大惊：“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4］
以当时欧阳修的声望，一句褒贬足以关系到学子的荣辱成败，更何况苏轼数次得以欧阳修的高度评价，苏轼犹如一颗新星升起在文坛的星空，一时之间，誉满天下。天有不测风云，程氏病故，闻此噩耗，苏轼与父亲兄弟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自嘉祐二年六月，苏轼居家丁忧。这次与欧阳修虽相处短暂，但仍开启了二人的师生友谊之门，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