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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2]的主题则体现在“至情说”。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汤显祖生活在晚明时期，那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走上了极端，整个社会都推崇程朱理学，即“存天理，灭人欲”，完全否定了人最基本的感情需求。汤显祖一生经历了宦海浮沉，汤显祖在遂昌任地方官时，他提倡以“情”施政，以民为本，人为贵等观点，要做一个亲民的官。《沈氏弋说序》（《汤显祖全集》卷五十）中说：“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3]。汤显祖认为这个世界是由理、势、情三者构成。但晚明时期却只有礼法和权势，独最缺情。人们没有自由，整个人都被礼法控制着。所以汤显祖对遂昌的治理是以情施政，以情来决定人的取舍，把遂昌建成“赋成而讼希”的一个“有情之天下”的试验地。汤显祖初归临川时，一方面开始建设玉茗堂，另一方面开始写《牡丹亭》。万历二十七年，汤显祖五十大寿时，《牡丹亭》完成了并进行了排演。《牡丹亭》一上演就轰动了整个文坛，作品问世后，盛行一时，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有读者为之断肠而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情之至”的化身，这点我们可以从《牡丹亭记题词》中可以看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丽娘因情成梦，被诗经讲动情场。当梦醒时，杜丽娘又回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但情不可以止，得去另一个世界寻找，于是一病不起。丽娘死去三年，她的“至情”不仅感动了胡判官，将其放出“枉死城”还允许杜丽娘还魂，最后一家团聚。汤显祖用戏曲塑造的“情之至”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展现出“情之至”拥有超人般的力量“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亭》问世后，几令西厢减价，读者大概被杜丽娘的至情说所打动吧。
其次，两部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反封建”的意识，但是《牡丹亭》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西厢记》讲述了相府之女崔莺莺和书生张君瑞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自由恋爱，反抗封建社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观。《西厢记》最早取材于元稹的《莺莺传》，所以《西厢记》是以唐朝历史为蓝本的。当时的唐朝，统治阶级把青年男女终身幸福的婚姻大事作为一件买卖对待，作为互相勾结的手段，十分显赫的崔氏门庭也不例外，因为在封建社会，“门第”观念才是正统的婚恋观，自由婚恋是绝对不肯能出现的，而张生与莺莺的自由恋爱正是在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封建社会的婚恋观。《牡丹亭》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要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说起，上文已经提到，汤显祖生活的晚明时期，封建主义制度已经走上了极端。那时人们都推崇程朱理学，即“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遭到扼杀，人的个性与情爱受到压抑。但汤显祖在年少时，从王学左派、罗汝芳处接受了“制欲非体仁”“天理尽在人欲”的说教，在贬谪徐闻时期生发了“人为贵”的“贵生说”，倡导“以民为本”，肯定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权利和意志诉求[4]。为此，汤显祖作《牡丹亭》，塑造了一个“情之至”的杜丽娘，为情死而复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还魂后与柳梦梅在一起。《牡丹亭》通过描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大胆反封建礼教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并呼吁人们勇于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牡丹亭》深层主旨是反对正统的程朱理学，这直触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法律、伦理道德、家庭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明朝，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牡丹亭》比《西厢记》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这一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