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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自觉地选择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源于莫言的出身与经历。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农村里，小学只上到五年级不到就辍学了，他其实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而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又能取得如此成功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西方十六世纪的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没有“规规矩矩”接受学院正统教育却成长为一代世界级文豪，可见，接受正统教育与能否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反而，正是由于莫言没有那样接受正统教育的经历，使他自觉地接受基层生活经验与民间的文学传统。在民间，老百姓的生活最不缺的就是故事了，但凡上了年纪的老人总能徐徐地讲出一段动人而又奇异的故事。山东从古至今就不缺乏奇闻异志，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很好的证明。莫言在创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认为蒲松龄的成功就在于其纯粹的民间立场，其作品含有较少的功利色彩。因此，他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非民间的写作总是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民间的写作总是少有功利色彩。”[5]生长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样的地方，又耳濡目染这样的民间传统，使其在创作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民间创作的道路。
二是源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学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而传播进来。这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充分吸收西方文学中的营养成分，充实自己的写作，激发创作的灵感。在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给出的理由就是：“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怀旧。”[6]由此可见，莫言受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莫言发现他不需要再去苦恼写作缺乏素材了，小说也可以十分贴近生活，民间，也可以写“拉家常”一样的小事儿。于是，“高密东北乡”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了，因此，我们也都看到了在山东高密，有大片生机勃勃，像战士一样直挺挺的红高粱。在《红高粱》中，他曾大胆直白的抒发他对高密东北乡的感情：“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脱俗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7](p2)就是这样一片充满矛盾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英雄悲壮的舞剧”，演绎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与传奇。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
二 生命意识的爆发
莫言小说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民间立场与生命意识不是没有关系的，站在民间立场所描写的民间世界，不论是平凡的，还是传奇的，纯洁的或是肮脏的，因为更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而更加具有生命力。《红高粱》是莫言作品中最早在国际上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品，这与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拍摄有着重大的关系，莫言本人也承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8]毫不夸张的说，张艺谋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电影能够为文学作品起到聚光灯的效应，但是能否使之具有持续的关注度仍在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在《红高粱》中，为国尽忠，抗战流血的不再是传统主流文学中的军人战士，而成了一批可以杀人越货的土匪，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与挑战，莫言对此没有任何的批判，反而对他们大加赞赏，认为他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到种的退化。”[7](p2)抗日英雄余占鳌即“我爷爷”是一个土匪，而“我奶奶”则是一个酒店的风流娘们儿，“我爷爷”杀起人来毫不手软，在和劫匪的交锋中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