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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路人在余占鳌手下熟练地叫着。余占鳌抓着他的后颈皮，把他提到轿子前，
用力摔在路上，对准他叫嚷不休的嘴巴踢了一脚。劫路人一声惨叫，半截吐出口外，
半截咽到肚里，血从他鼻子里流出来。”
这样一段死亡叙述，足可以看出“我爷爷”的那股狠劲儿，我们似乎也可以嗅到在藏污纳垢的民间并不少见的那种以暴制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匪气！就是这样，莫言第一次将抗战摆脱了两种派的领域而直接引进了民间抗战的视角。“用民间的立场取代派立场和意识立场来书写历史，还原历史，才是我们认识《红高粱》的价值所在。”[9]“而‘高粱’这种贫贱的作物焕发出神奇的光芒，从此，提起这个词，我们会想起来刺目的血，妖冶的绿，想起来丰饶而残忍的大地。汉语之美，汉语之深厚和微妙就在于这一个个的词，它被念出来，然后余音不绝，因为诗人们和小说家们把层层叠叠的经验，梦想和激情写进了这个词里。”[10]在一片疯长疯生的红高粱地里，“我奶奶”和“我爷爷”可以纵情欢爱，恣意狂欢，可以精忠报国，流尽鲜血……于是鲜血的红与高粱的红融合在一起，互相浇灌，相互映衬，洋溢出生命的本质与原欲的色彩。莫言小说生命意识的体现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