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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通俗文学是作为与纯文学相对应的一种文学形态来看待的。“从题材、内容划分，大体有四类，即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4]（P20）古代四大名著里的《三国演义》可谓历史型，《水浒传》可谓侠义型，《西游记》可谓神魔科幻型，《红楼梦》可谓世情型小说，可见，古代的通俗小说已经呈现多彩多姿的“类型”样式，各种“类型”的文学也以斐然成就铸就了通俗文学于明清之后的巅峰地位，并一直展示强大的生命力。
到二十世纪后期，通俗小说进入旺盛期，各种“类型小说”纷呈涌现。每种类型小说几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有一个巧妙、曲折的故事情节，故事中描写的事情大多不从现实着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主在娱心”的东西。也就是这个特点，却最适应现代市民的需要．所以在市场上出现了可观的消费浪潮。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系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为观众打造了视觉盛宴，也使武侠小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琼瑶的言情系列如《还珠格格》等则是另一片场景，侠骨与柔情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称道；卫斯理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以及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推理小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量。
事实上，在1919年以前，以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为标志，通俗文学开始萌芽。当时充斥文坛的是大量刊载言情小说的《礼拜六》等杂志，而小说则以李涵秋的《广陵潮》、吴双热《孽冤镜》、徐枕亚的《玉梨魂》等广为流传。当然，不仅是言情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1917 年文学革命后，新文学一定要在这样的庞然大物的包围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抢占到属于自己的阵地。”[5]（P89）其实，通俗文学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现代的以都市市民、营业员、干部、部分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通俗文学读者群的出现，加速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通俗文学不断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学习，逐渐提高了自身的水平，反过来由“俗”及“雅”。三十年代以后，虽然通俗文学在文体上主要还是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章回体的形式，但在技巧方面却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探索。“尽管文学革命开始了，通俗文学的阵地却被新文学一次次炮轰，在广大的市民手头占据最多的依然是大众通俗文学，否则何有老舍所说的‘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6]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依旧以市民的琐碎事情娱乐市民，它并没有被以战争为主题的文学狂澜所压倒。例如张爱玲写了大量的关于女性心理的小说，而无名氏则以新言情小说起家。
随着网络的普及，读者对通俗文学的题材类型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在“言情”“武侠”“科幻”“推理”这四大类上，而是又有了新的需求，于是“类型化”的文学呼之而出。
“类型化”的文学的产生是因应时代发展至一定水平，是通俗文学顺应现代转型的自然选择与必然结果。“类型化”的文学与通俗文学不尽相同，它的产生有自己新的定义，它与传统文学、通俗文学紧密相连，并且在通俗文学的原有题材类型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他的作品受到了全球的关注，《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既有家族小说的影子，又囊括了玄幻的元素，加之汪洋恣肆的语言，让平凡的文字有了不平凡的色彩和意义。到我们这一时代，“类型化”的“类”与“型”显然有更多不同的意，无论从传播方式还是消费模式来看，“类型化”的文学都是通俗文学在一定文化条件、一定历史时期的新的转型。新出场的“类型化”之类型，既有与通俗文学的重叠和融合，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今传媒渠道的更新，“类型化”的文学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中积淀出自身的变迁，它的传播、消费方式焕然一新，对大众思维及审美、文化意识形态有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