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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言说
如果说农奴说与周公作的劝解说的理由不能让人信服的话，而且两者的差距是两个极端的话，那么代言说正好中和了两者的对立，缓解了诗中的两个极端的农奴与封建领主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但是，文章详尽的描绘了一年中各月份的农事生活，如果是乐官的话，即使他为了在农事上取材，但也不可能对农奴生活了解的如此透彻。
因此，代言说有一定的道理，而且由代言说会使人们想到一个更能联系当时两个阶级的官吏。那就是田官。“田官亲自到田间地头，监督农奴劳动。可以推想，农官想要督促农业生产，他对农业应该是很熟悉的，再与农奴们的接触中，还能听到他们的心声，“劳者歌其事”，对他们“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现实也会有耳闻目睹，这就同现代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人，对基层工作情况和普通百姓的感情十分了解一样。同时，田官又是受周王派遣监督农事的，他必然要向主人汇报农业的种植收藏等等事项，当然对奴隶主的生活也了解，所以诗中将不和谐的场面融为一体，也就不足为奇。” [5]（p56）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既了解“基层人民群众”同时也了解“高级领导阶层”的田官所作。同时从《七月》中的“田畯至喜”可以看出他们与农奴关系相处的融洽，农奴闲忙时与其交谈，那么作为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官吏来说，才能够了解农奴们一年辛苦忙碌“为公子裳”、“言私其豵，献研于公”的艰辛和不幸。
二、 关于《七月》创作年代的研究
对于《七月》一诗的作者是一个一直存有争议而没有定论的问题，研究者对自己的观点都有一定的理由，却又没有百分百的理由对此定论，一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同时也是因为诗歌从开始编作到最后定型经过了很多人和时间的考究。对于诗歌的创作年代的研究也是如此。对此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西周初年周公所作，二是西周之说，即农奴的集体创作，还有一种是此为春秋末年或者更晚时间说。下面笔者对此进行一一论述。
1、西周初年说
《诗序》认为是周公所作，这在《七月》的作者探讨中已经有所提及，毛氏既然认为这是周公所作，那么他的成书年代也就只有在西周初年。毛氏的观念在明清以及之前的学者中很受推崇。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袭用前人之说，曰：“周公遭流言之难，居东都，思公刘大王为豳公，忧劳民事，以比叙己志，而作《七月》、《鸱鸮》之诗。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师述其诗为豳国之风焉。” [6]（p35）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2、西周时期创作说
高亨是农奴自我陈述说的赞成者，他在《诗经今注》中说：“这首诗是西周时代豳地时代农奴们的集体创作，叙写他们在一年中的劳动过程与生活情况。” [7]（p199）高亨的观点大多是一些对《七月》的准确年代的理由定论不能取舍的人推崇。
3、春秋末年说
关于《七月》的创作年代，研究从古至今从未间断，古代的朱熹，毛亨等人到现代的郭沫若，郭沫若先生就是春秋末年或者更晚年代时间说的提出者，为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七月》，鲁诗无序，其收入《诗经》，大率较其他为晚。假使真是采自豳地，当得是秦人统治下的诗。”[8]（p101）
对于以上三种看法，“周初说，实际上是把诗的创作年代与编诗年代混淆了。郭氏所论是征引日本新城新藏《春秋长历研究》所说中国上古五“三正之交替”，“周正为春秋中叶至战国中叶所实施之历法”，这是不符合中国律历的实际情况，郭氏的结论也就错了。” [9]（p119）而高亨的观点，“依据诗中用历情况同当时实际用历情况作对比，也由于对当时实际用历情况把握不准而难以定论。”[10]（p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