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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高等教育的玉秧，有过一段自由恋爱经历，不过为时不长。玉秧谈过短暂的恋爱，对象还是诗人楚天。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品尝自己的爱情时，爱情就已经灰飞烟灭。为了完成“任务”，玉秧不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她揭发了楚天，以致楚天在被魏向东严厉的审问下而发疯。其实，玉秧是渴望拥有自己爱情的，玉秧口含楚天的勺子就是有力的证据。但是，在权力面前，在“任务”面前，为了报复，她还揭发了庞凤华和班主任的恋情。而当魏向东的魔爪伸向玉秧时，玉秧选择的仅仅是妥协。玉秧的爱情有点像是玉米爱情的复制品一样。不难猜测，玉秧的爱情也是注定悲哀的。
（二）传统文化下“被束缚”的爱情
对于玉秀来说，放在现代看，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要不是因为被强奸，她对爱情的渴望相对于玉米、玉秧来说，应该是发自内心地追求和渴望。
在《玉米》篇，玉秀虽然是一个与玉米作对的形象，该篇中未有涉及到关于玉秀的任何爱情观。玉秀真正出场的时候，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要嫁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家，而是希望离开农村，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有权”人家，同时也是考虑到自己长得漂亮，嫁人根本不要发愁吧。可是，等她真正追求自己的爱情时，连姐姐玉米都觉得不可思议，她居然和郭左“开始”了。这才是玉秀原本想要的爱情，不受约束、任凭自己的感觉来，而且在玉秀付出真心、真爱之后，她又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在工作时，她老惦记着郭左；在玉米逼问其孩子是谁的时，她始终守口如瓶。
贞洁观让玉秀失去“被爱”。玉米、玉秧的爱情离不开权力，玉秀的自然而然也离不开，在那个时代、那样的家庭背景，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权力的影响。然而玉秀爱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被强奸了。当玉秀还没有来得及憧憬自己的爱情时，突如其来的“强奸事件”就让玉秀深受其害，此事件让玉秀一直都不敢正视自己的爱情。可就是在那样讲究女性贞洁观的年代里，被强奸对于女人来说，又是何等的可怕，就连同村的小孩都叫她“尿壶”和“茅缸”，这让她如何面对别人，又如何面对自己。对于爱情，别人也给过玉秀选择。要不是拒绝高伟（唐会计的儿子），玉秀有可能会成为唐会计的儿媳妇。可是，偏偏却有“被强奸”、“不贞洁”的念头在玉秀心里作怪，关键时刻玉秀还是冲出了唐会计家的大门。
乱伦让玉秀再次失去爱。失去了高伟后，郭左的出现，吸引了玉秀的注意。作为“姨妈”的玉秀，在日常的相处中，便对郭左有了荒唐的喜欢。虽然是因为“被强奸”而冲出了唐会计家的大门，但是从玉秀对郭左的表现看，我们可以发现玉秀打心底还是想寻找一个男人来依靠。只不过，选择郭左有点不合常理。从玉秀对郭左痴情的表现来看，玉秀对爱情的渴望还是很强烈的，即使被强奸，她也要冲破窠臼，寻找自己的爱情。在那个年代，玉秀可能就是个“狐狸精”，“被强奸”也可能会理所当然，但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一个有自己的个性、有追求的女孩，面对自己想要追求却又得不到的爱情，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
二、女性悲剧
“《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是一篇一篇写的，我估计，他原本只想写《玉米》，最后形成这样一本书并非他的初衷。”[2]（P2）作为小说中第一个出场的、在家排行老大的玉米，生在那样的年代里，身为女性的她，无奈地承受了太多的社会现实和生存压力。而对于一个普通女性来说，造成玉米女性悲剧发生的却离不开她这个主体本身。关于女性悲剧描写，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一个典型人物，张爱玲把曹七巧的形象分解得支离破碎，使其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曹七巧的形象也打破传统文人笔下对女性的那崇高、圣洁、美丽的描述，她的阴险恶毒，不禁让人产生难以忘怀的、深深的恐惧感。而“毕飞宇的作品侧重对现实生活图景中价值失范、欲望追逐以及人性变异的种种存在进行深度批判……这种深度的批判并不是要求寻求一种普遍的价值，而是致力于表现人性的分裂与扭曲，层层深入地塑造出深层自我和权力意志的纠缠与搏斗，这也正是毕飞宇作品之所以充满独特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5]（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