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理解的缓刑:从感知中艰难地寻找识别，从识别中寻找理解，这个过程越费力越让人满意，哪怕最后找不到理解，这个寻找过程本身，而不是理解的结果，让人乐在其中。甚至可以说，理解艺术作品，只是一个必要的借口闪避理解，尽量长时间地停留在感知和识别上。[21]（P174）文献综述

当然，笔者所谓的对抗首先是基于读者的感受的，如果不存在阅读这一行为，“对抗”只是空谈。因此，对抗并非是文本内语言的相互碰撞，而更像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点明的那样，是“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更为准确的是“我们正处于与语言的搏斗之中” [22]（P18）但人为何会对这种对抗产生兴趣呢？这不仅仅在于“对抗”是诗歌审美的手段，同时“对抗”也是人脑中本然存在的“先验形式”（康德）。据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命精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而在西梅尔看来，这种“对抗”是生命的独特风格，是生命作为精神的悲剧性冲突。[2]（P25）尼采同样认为“每一种才能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展现自身。”[23]（P52）哈罗德·布鲁姆揭示了伟大诗人创作中的“对抗”：“雪莱的头脑与心脏从不能和谐一致，因为它们两者都诉说真理，但诉说的是相反的真理。”[24]（P21）因此，之所以诗歌呈现着对抗的形式特征，诗歌的各要素在人之中形成对抗，这是因为我们人脑中首先已经存在康德所说的“对抗”的先验形式与结构了。然而，所谓“对抗”，并非通过凌乱和破碎拼贴的语词，更不是没有秩序乱写一通。文本呈现出的依然是有条理的，布罗茨基承认：“写作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活动，它利用潜意识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相反。”[1]（P287）因而，当我们谈到诗歌写作时，尽管写作的情绪百感交集，心境复杂微妙，但写作总是将无序和杂乱转化为秩序的、有内在逻辑而和谐文字。正如赫拉克利特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虽然“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但艺术却是“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25]（P19）也正如刘熙载所言：“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艺概·文概》）

在笔者看来，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批评传统在于将文本看成是封闭的空间，从而微观剖析作品的“文学性”，然而，从根本上说，文本中的“未定点”、“陌生化”等，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某种写作策略，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读者阅读的停留或诗人“对抗”的写作策略主要来自三个维度，一是作品中形式本身的对抗，二是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对抗，三是意义与形式的相互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