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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首先将《离骚》放在与《诗经》同等的地位，并将《离骚》与《诗经》作了比较，极大肯定了《离骚》的文学形式和屈原的文采，具体来说《离骚》“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5] 鲁迅从语言、想象、文采和主旨四个方面对《离骚》做了高度褒扬。《诗经》句式基本上是以四言为主，而鲁迅赞扬的正是《离骚》对四言句式的突破。屈原熟练地运用长短不齐的句子，来表达自己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苦闷忧愁的思绪。
鲁迅除了对屈原突破四言诗的大力赞赏外，还特别欣赏屈原丰富的想象力。“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5]屈原召唤神龙，求神女，在鲁迅看来，遨游于神迹的想象力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摩罗”的色彩，对我国后代的诗文也是影响深远的。
有文采有底蕴才能写出让后世铭记的作品，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屈原和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7]屈原的文采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对华美词藻和意蕴深厚的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也常在自己的旧体诗中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如在《他们的花园》《无题（1933）》等诗中，鲁迅就借用苍蝇、萧艾来象征顽固的封建势力和国民反动文人；在《送O•E•君携兰归国》一诗中，鲁迅就借用常在屈原作品中出现的椒和桂的形象来比喻先进分子和知识革命青年。这不仅体现鲁迅本人对屈原作品的熟悉和喜爱，更表现出了鲁迅对屈原文采的极度肯定。
对于《离骚》写作的原因，鲁迅沿袭了前人的看法，在他看来，《离骚》乃是屈原抒发忧愤的自传性作品，表达的是屈原被放逐的苦闷和忧国忧民的情怀。鲁迅对《离骚》这种表达真性情、勇于突破的文学作品是有所偏爱的，这与鲁迅超迈竣洁的人格和不流于俗的文学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鲁迅认为“凭心而言”是我手写我心的真性情，也只有真性情才能够触动人心。
（二） 鲁迅对屈原作品文学地位的论述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从我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屈原的《离骚》是上承《诗经》，下启汉赋，极具创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认为屈原的《离骚》文采过人，后世也竞相效仿。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也是喜欢楚辞，学习屈原的文辞，写出《九辩》、《招魂》，虽然写出来的作品质量不及《离骚》，但是后人对楚辞的喜爱及模仿恰恰证明了楚辞对后世影响深远。
鲁迅称赞“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7]，并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5]领先于先秦文坛。鲁迅对屈原的楚辞很是欣赏，“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在韵言则有屈原乃作《离骚》。”[5]在这里，鲁迅甚至将《离骚》与《庄子》的文学成就置于同等地位，肯定了两者在古代文学中的不可超越性，从而彰显了楚辞不可比拟的价值。《庄子》的散文可以说是指明了中国古典散文的创作方向，屈原的楚辞则为中国诗歌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成为了浪漫主义创作传统的奠基者，更是开辟了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转向文人创作的新纪元。
鲁迅认为《楚辞》对中国诗歌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中国的旧体诗在诗歌形式定型之后，就慢慢地陷入到了僵化的地步，鲁迅在与窦隐夫的信中就将《离骚》与后来文人的作品相比较，认为中国的诗歌如果再慢慢的仿古，那就离销声匿迹不远了，从侧面强调了中国诗歌应该学习楚辞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