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国昌享受完，滋润地从电梯出来，好像完全不在意刚才的那场风波，雷默很生气，他觉得如今的张国昌就像尸体一样地活着，而有才华的自己却要去伺候这具“尸体”。张国昌在外人看来十分风光，大会上的讲话都是条理分明，报告总结时引经据典，接待来宾时幽默诙谐，但只有雷默自己清楚，在这光鲜靓丽的外表下，隐藏了多少自己的劳动成果。虽然秘书为官场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却终究不能让自己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去开拓发展这片土地。雷默懂得在这官场政治生态中的隐藏性规则，想去表达，想去控诉，但又不得不屈服而去遵守。雷默的绝望，也只能是甲虫的绝望，雷默的愤怒，也只能是甲虫的愤怒。他感受到张国昌正处在黑暗的漩涡之中而不自知，而有股力量正推着他奔向这股漩涡，他想抗拒却又无力抗拒，这促使了秘书在官场中的身不由己的命运悲剧。

王晓方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邓艳玲的专访《从巨贪秘书到反腐作家的“华丽

”转身》中说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有爱国意识，想做一番事业，想有所贡献；但另一方面又患得患失，爱面子，名利思想重，妄自尊大。”[2]所以他们既不愿意陷入贪污的泥淖，想尽办法地左闪右躲，不想毁掉前程，但又为了往上爬而不愿意直面腐败，不敢跟领导唱反调，跟腐败行为作斗争。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晓方《驻京办主任》系列里的丁能通。你不可确定地说丁能通是一个大忠之人或是大奸之人，他是存在于忠奸之间的灰色人物。丁能通爱国、有抱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知道是非好恶，是一个接受了多年教育的官员。但是他却认可腐败，不但在众多腐败案件中捞取好处，甚至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可是又不能简单地说丁能通就是个贪官，因为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没有底线地贪，他深知有多少政坛精英的命都毁在了一个“贪”字上，他享受官场，谋取利益，却也知道只有保住性命，才能去享受后头的好日子。所以在面对领导的豪赌狂嫖，甚至是违法乱纪，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像是为领导鞍前马后，其实左闪右挪，避免卷入。在《驻京办主任》一书中，丁能通是这样宽慰在官场上的自己的：“我丁能通也有原则，就是同流不合污，常在河边走，哪能有不湿鞋底的，但是我保证不湿鞋帮儿”。[3](P112)可能是坚定了这种“不湿鞋帮儿”想法，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丁能通始终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在东州市那场政治风暴中，随着市长肖鸿林的倒下，丁能通已然站在了他政治生涯的悬崖边，最后能全身而退，没有前程尽毁，也是他能在关键之时，选择向善，能敢于作为“污点证人”，为公检法机关提供重要线索与证据。有人会说，丁能通太聪明太奸猾了，他还曾是市长肖鸿林的秘书，可谓在东州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本来当个区长或是个局长也是肖鸿林一句话的事，但他却要肖鸿林把他安排在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上，一个集富与贵于一身的职位上，可以说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拜肖鸿林所赐，然而在肖鸿林倒了以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丁能通却能在短暂的停职反省处罚之后又恢复原职了；新任的洪文山与市长夏闻天为以什么立市展开博弈，丁能通通过自己的观点影响了洪文山的看法，使洪文山认识到自己的想法，并不适合东州市的发展需要；罗小梅是原皇县驻京办主任，被人操纵当上了钼矿的法人代表，在这场官商勾结的贪污案中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丁能通知道后，让她去自首，费尽心机把罗小梅给拯救出来，也正是丁能通的努力，才让皇县的腐败面目早日被揭开。有人觉得当官就要像丁能通一样，把官场玩弄于股掌之中，在这场不见血的战争中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然而这些人的官场就像红楼梦一样，不管开始多么的豪华富贵，最终都会在一瞬之间轰然坍塌。这其中包含着太多的无奈，丁能通本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他崇拜和珅，却也用和珅提醒自己不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认为不是什么仁人志士，却也非大奸大恶之人，如今，在官场的激流中磨平了自己的棱角，变得诡谲圆滑。他是生活在权利中心的小人物，其职位在权利场中的隐蔽性使他既容易获得信任和提拔，也容易变成权利战争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