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代，随着社会zhuyi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已经没有一种价值观念能将所有人号召起来。这就到了陈思和教授所说的“无名”状态，当然“无名”是指没有统一的名义，不是完全形不成主题，而是各种主题多元存在。在“无名”状态下，作家笔下的“出走”书写开始呈现复杂的一面。很多作家笔下都有出走的人物形象，这些出走者中依然有进城式的出走者。如戴赟《深南大道》里的乡村女孩小菊无知、迟钝、天真，她对城市的想象与构建来源于表姐对深南大道夸张的溢美之词；邵丽《明惠的圣诞》里的明惠也梦想着成为都市人，在大城市买房子；李肇正的《姐妹》里的宁德珍为了进城宁愿嫁给一个阳痿男；李佩甫《城的灯》里的冯家昌为了扎根城市，抛弃了家里的未婚妻而与城市女孩结婚，在一步步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他失去道德底线，性格严重扭曲。还有刘庆邦《到城里去》里的宋家银、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里的张五等都是为了追逐物质而出走的形象。文献综述

乡村向往着城市，而城市自身也存在问题。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从城市出走的人物，只不过这些出走者形象更加复杂。如张炜《柏慧》中的“我”、《外省书》中的史珂，邱华栋《直销人》、《蜘蛛人》中的“我”、《公关人》中的W，文珍的《衣柜里来的人》中的“我”，魏微的《到远方去》里的中年男人、《流年》里的杨婶，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徐坤《厨房》里的枝子，陈染《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小姐，朱山坡《鸟失踪》、阎连科《朝着东南走》里的父亲，徐则臣《夜火车》里的陈木年、《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阳等。不但出走者形象更加丰富，作家的创作观念、叙事手法等也有多重变化。从出走主体来看，90年代后的出走者中有执着追求物质文明的，有逃离物质对人的异化的，也有在城市中挣扎最终妥协的，既有对平庸生活厌倦毅然离开的精神贵族，也有缺乏出走勇气在平庸生活里沉沦的凡人。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成就了“无名”时代的辉煌与丰富。

二 “共名”话语下的主干道

在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思想启蒙、呼吁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众多的知识青年在“五四”新思潮的熏陶中觉醒起来，意识到时代的专制与环境的压迫，他们要求自我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性被肯定。现代文学迎来了第一个“共名”时期，作家们被巨大的时代潮流裹挟，自觉地创作反映时代的要求的作品。在他们笔下一批出走者以反封建的名义走出家门。

    而在1937至1989期间，“五四”时期的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依次被“抗战、社会zhuyi、、反”[1]的时代主题取代，相应的文学中开始出现为、为抗战而出走的人物形象，不过第二个“共名”时期没有出现“五四”时期那么蔚为壮观的出走潮流。因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实质上是压制独立个体的，出走者只有从家中走出投身才是合乎时代主题的“正确”表达。经过时的一段噤声期，到了80年代文坛才出现回暖现象，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出走形象，只是反封建、、抗战等口号式的时代主题已经成为过去式，“出走”书写开始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八十年代是一个迷信并且热衷想象现代化的年代，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人们相信“现代化必然代表着进步、文明和美好；反之，就是落后、封建和野蛮。”[2]于是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出走者。在一步步走向城市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各种挑战，但对现代化的追逐依然没有止步。这种对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显示着80年代浓厚的理想zhuyi特点。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